用语。如练习8在给出词汇表后，选择的第一个例句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英文翻译是：“Those who know do not speak, those who speak do not know.”随后作者又在注释中对“者”的各种用法做了一番说明。

不难看出，这本教材的目的是通过各类例句练习来帮助学生掌握汉语书面语。费正清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说：“它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自学手册，使初学者通晓简单的古典文学语句，附加逐词或逐字的英语译文。……布勒克没有谈四声，只解释部首，并且列举了214个部首。我仅仅凭借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开始熟记部首和其他汉字。”（《回忆录》英文本第22—23页）为了记忆汉字，费正清将它们抄写在小纸条上，正面写汉字，反面写英文，不断进行练习。

这种方法只能让他学会阅读汉语，而听和说的能力则无从练习。为了进一步掌握汉语，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做好准备，费正清决定前往中国。1931年春，他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德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

费正清抵达北京后进入了华文学校学习。该机构1910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H.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也招收外交和商业人员。该校由12家机构共同管理：美部会、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安立甘会、伦敦会、青年会、女青年会、美国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英国商会、英国公使馆、中国医学会。从1914年起长期在这里担任管理工作的是美国人裴德士（W.B.Pettus）——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Gamble）192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226人，来自26个传教团体，12个商户，5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本第383页）到1930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费正清在这个学校前后学习了两年，主要是提高口语能力。他后来回忆说：“开始上口语课时，我发觉‘直接法’与布勒克先生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以北京话的四声开始的，北京话或国语，从前叫做官话，再加上威妥玛—翟理斯罗马字拼音法，并以数字表明四声。我们朗读ma1，ma2，ma3，ma4，像小学生上课似的。”（《回忆录》英文本第39—40页）关于“直接法”（direct method），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本第27—28页）

在学校学习口语的同时，费正清还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对于他的研究来说，阅读能力是更为重要的。除了请私人教师进行辅导外，他主要是借助字典——特别是翟理斯的《华英字典》——进行自学。在牛津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费正清在汉语学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培养出了一种自学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又一次得以发挥作用。

1935年底费正清离开北京时，他的汉语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和初稿的写作。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执教。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费正清反复强调的。如果说19世纪的传教士仅仅凭借长期生活在中国、汉语熟练就可以成为汉学家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随着学科的发展，没有专业训练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先生在《开辟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一文中给予高度的评价：“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包括在课程之内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