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档案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19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32年第1卷第1期）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费正清1936年凭《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ustoms Service, 1850—1858）一文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哈佛执教。在以后的研究中他经常利用《筹办夷务始末》，如发表于1939年的《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一文就通过考察《始末》中的资料分析了北京和各省之间的邮政体系及其工作效率。1938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晚清文献资料研讨班，讲课内容最终以《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为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正式出版。在书中选用的二十份晚清文献中，第一份就选自《筹办夷务始末》——1870年10月18日总理衙门关于天津教案的奏折，由此不难看出费正清对这一文献的重视。

在费正清的倡导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筹办夷务始末》，其中两位学者的工作使这一文献更便于使用。一位是施维许（Earl Swisher），1941年他以《〈筹办夷务始末〉中的中美关系：1840—1860》（The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rom 1840 to 1860）一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在修订的基础上（如将时间调整为1841—1861年）于1953年在美国远东学会的资助下出版，是远东学会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该书的主体是将1841—1861年《筹办夷务始末》中有关中美交往的资料翻译成英文。该书出版后立刻成为研究早期中美关系史的基础文献。另外一位是饶大卫（David N.Rowe），他和一些学者合作为《筹办夷务始末》编写了索引。《始末》原为稿本，没有索引。1929—1930年故宫出版的影印本也没有索引，对于使用者来说，《始末》这样大型的文献不带索引是相当不便的。饶大卫主持编写的索引分人名、地名、官名等十四类，在每一条目下除注明《始末》的卷数、页数之外，还注出了行数，查找极为便利。这份嘉惠学林的索引历经多年完成后于1960年正式出版。

《筹办夷务始末》影印出版后，不仅有翻译、索引，还有补遗，在这方面蒋廷黻也是先驱。1929年蒋廷黻到清华任教后，开始利用大高殿军机处档案编制《始末》的补遗，一年后基本完成，约五十万字，但未刊行。费正清是最早看到这一稿本的学者，并选抄了一部分带回美国。1965年蒋廷黻去世后费正清将其抄稿送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整理加工后于1966年以《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为题出版，这无疑是费正清对蒋廷黻去世的最好纪念了。

原载2014年1月29日《中华读书报》

赫德的三个研究者

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1863年11月开始担任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9月去世，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掌门人。不仅如此，他对于晚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能够说得上话。当初决定建立总税务司时，无论是各国公使还是商人们，都希望把这一机构建立在商业中心的上海，但后来还是建在了北京，并隶属于总理衙门，所以每当晚清京官对于外交事务不知如何应对时，他们就会就近向赫德请教。在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1885年《巴黎草约》、1887年《里斯本草约》谈判过程中，赫德都曾发挥过作用。由于工作努力，为人谨慎，赫德很受清廷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如1869年赏加布政使衔，1885年赏戴花翎，1901年更荣获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是即使中国官员也很难得到的。作为晚清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领导，赫德在很多人眼里也几乎等于一个中国官员了。

对于研究晚清的海关史、外交史来说，赫德的意义是毋庸多言的。首先决意要进行这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