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但毕竟有限。牟复礼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牟复礼来普大之前，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也就是2—3名学生，由于不算学分，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2人（1967年），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

一个好汉三个帮，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此前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会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条件都很理想，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牟复礼“举贤不避亲”产生了好的效果，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普大的中国研究自19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1969年东方学系一分为二，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研究的基础是汉语教学，普大人不仅研究做得好，基础教学也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牟复礼在哈佛时就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到了普大以后就把赵元任的教材和教学法移植了过来，但这套体系由于太复杂不久就被放弃了。1959年陈大端全面接手汉语教学工作后，开始探索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教学体系，并编写出了包括《中文入门》（Chinese Primer）在内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终坚持把中文作为一种活用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进行教授，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口语流利，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又羡又妒。

196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培训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他参加完1963—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所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书有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大量的口语训练，通过口语教授阅读，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后移师北京，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面对这些成功，普大人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教好汉语，还要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建立了“中国语言学项目”（Chinese Lingustics Project）。这一项目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教材和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大大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在项目早期，赵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语言学家都曾积极参与，1967—1972年还不定期地出版名为《麒麟》的学术通讯。这一至今仍很活跃的项目使普大一直引领着美国汉语研究的潮流。

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约10万册。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服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大的理由。

这样的特藏当然必须请专家来管理。1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