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2年旅居美国的胡适曾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虽然当馆长的时间不长，但对普大很有感情，后来曾把私藏的全套伪满本《清实录》赠送给了普大。胡适离开后，馆长一职由童世纲接替，一直担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来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图书馆工作。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童在25年的任期内大大扩充了普大的中文藏书，使其总量仅次于国会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扩充的过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这当然和牟复礼个人的研究兴趣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1970年代开始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需要图书资料作为坚强后盾。明史卷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普大丰富的明史资料可谓功不可没。

葛思德图书馆藏书中大有来头的为数不少，是研究东亚印刷文化和书籍史的绝好材料，普大学人一直想创办一份以此为对象的刊物，这一愿望最终落实为《葛思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后改名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一期于1986年冬问世。这份刊物作为普大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分，是绝不能被忽略的。

原载2013年1月2日《中华读书报》

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

众所周知，胡适在1950年代担任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曾经写过两篇相关的英文文章，一篇是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载Green Pyne Leaf， 1951年第6期），另一篇是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载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54年第3期）。最近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3月）收入了这两篇文章，使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图书馆的早期历史以及胡适和它的因缘。

图书馆的创建人葛思德（Guion M.Gest，1864—1948）是一位美国商人，1914年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业务的扩大，葛思德在1920年代多次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G.Gillis，1875—1948）。义理寿后来辞去了公职，专门帮助葛思德购买书籍，完全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的另一位创建人。

葛思德患有绿内障（青光眼），在美国和欧洲多次寻医问药，但效果不佳，一直饱受痛苦。在北京使馆结识义理寿后，义氏建议他试试中医，并推荐了“马应龙定州眼药”。马应龙眼药始创于明万历年间，创始人马金堂是河北定州人，起初叫“八宝眼药”，清乾隆年间马金堂的后人马应龙将“八宝眼药”定名为“马应龙定州眼药”，从此遐迩闻名。民国初年北京有不少店家就靠卖这一种眼药就足以维持门市。葛思德一试之下，发现效果果然不错，虽然没有完全根治他的青光眼，但大大缓解了病症。这让葛思德对中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于是他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他公务之余收购有关中医中药的书籍，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批书籍由此而来。

在义理寿的建议和参谋下，葛思德对中文书籍的兴趣逐渐扩大，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到1926年时，购书总量已达232种，8000册，存放立刻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购买还在继续。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办事处，和当地的麦吉尔大学经常打交道。经过协商，麦吉尔大学同意为这批中文书建立一个专藏，并于1926年2月13日对外开放。此后经义理寿之手各种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往麦吉尔，到1931年总量已达7万5千册，到1936年则猛增至10万册。

1930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葛思德公司深受影响，到1936时葛思德开始考虑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吉尔大学无力收购，一番周折之后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林斯顿大学，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同年葛思德与义理寿相继去世，这批书籍的最终归属应该足以让两位创始人安心地离去。葛思德藏书加上普大原有的约3万册中文图书，使普大一跃成为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肩的中国学文献中心。

1946年，在欧美搜求珍稀中文文献的著名学者王重民应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在查阅了葛思德图书馆大约1/3的藏书后，他惊讶地发现经部中有70%的版本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所没有的，而集部中则有50%的版本是另外两家没有的。仅此两个数字就足以证明葛思德藏书的质量和价值了。

如此大量中文珍本的汇聚，完全是义理寿的功劳。义氏虽然行伍出身，但是他精通汉语，又娶了一位满族女子做太太，加上购买的过程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义理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相当专业的版本目录学家，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同时义理寿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