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商人的精明，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不和中、日书商争购宋版书，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明版上，其中标点本佛经（1399年刻本）、朱载堉《乐律全书》（1599年刻本）、钱谦益《初学集》（1643年刻本）最能显示义理寿的眼光。在清版书中，义理寿相当看好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套丛书共138种，原版刊刻时间前后相距30年，每种印量大约不超过300册，所以要凑成一套绝非易事，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经过一生寻觅才实现了这一宏愿。义理寿在果断地买下艺风老人这一套后，又四方寻求，凑足了另外3套（包括替哈佛燕京学社代购的1套），在当时全世界仅有的5套中独占4套（另有1套藏于故宫），完成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除了眼光、经验、生意经之外，义理寿也不缺少运气。1926年左右，义理寿听说北京西山八大处之一的大悲寺有一套大藏经出售，在初步判断有价值后，义理寿买下了这套5348册的佛经。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套他称之为“大悲寺经”的古籍就是中国佛教史上十分著名的《碛砂藏》。《碛砂藏》原刻本于南宋后期至元代中叶陆续完成，大悲寺藏的这套虽然是抄配、补配的《碛砂藏》，但其中宋元刻本也达到了2000册之多。另外，据胡适后来的检视，其中不少配补的明刻本也很有价值，特别是《南藏》本和建文元年天龙山刻本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义理寿的这桩买卖，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义理寿在四处打探和购买的同时，为这批书籍编写了一份详细的目录，1941年以《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为题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后人的查阅和研究。

胡适上任后，根据义理寿的目录对藏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万册藏书中，胡适认为有版本价值的约4万册，具体说来可以分成10组：（1）宋版书700册；（2）元版书1700册；（3）明版书24500册；（4）稿本3000册（其中抄写于1602年以前的2150册）；（5）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412册；（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册；（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册；（9）蒙文《甘珠尔》109册；（10）中医中药书2000册。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适特别策划了一次书展，展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