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是诗中的“我”是谁？第一章中的“我”和后面三章中的“我”是否是一个人？从娄理华的翻译和译文后的解说，我们看到他是将全部四章中的“我”都看作一个人——文王之妻太姒，她所怀的人是文王，背景或是文王朝会征讨之时，或是羑里拘幽之日。娄氏的理解基本是依据朱熹《诗集传》：“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但这样的理解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以后妃之尊去大路边采卷耳，已经是有失体统，二是因为思念文王而大喝其酒（酌彼金罍，酌彼兕觥），更是有损后妃的形象。朱熹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这两个行动都是所谓“托言”——不是实有其事，只是为了抒发感情的臆想。但这样的解释实在勉强。

后来的译者开始认识到这两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理雅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不太可能是太姒，而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普通人在怀念自己的至交（some one is lamenting in it the absence of a cherished friend）。但和娄理华一样，理雅各依然将诗中的“我”看成是同一个人。在“我”的理解上突破前人成见的是魏理，他在译文中将“我”都翻译成“I”，似乎和前人没有任何差异，但在译文后的解说中极为高明地指出：“第一章出自留在家中的妻子之口，后面三章出自在外服役的丈夫之口。”（In the first verse it is the lady left at home who speaks; in the remaining verses it is the man away on a perilous journey.）继魏理之后，庞德同样高明地处理了角色转换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在第一章前面加上了“She：”（她说），第二章前面加上了“He：”（他说），明确表明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有意思的是，魏理、庞德两人的理解与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维以不永怀、永伤’，谓以酒自遣离忧。思妇一章而劳人三章者，重言以明征夫況瘁，非女手拮据可比，夫为一篇之主而妇为宾也。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管锥编》）

还有一种观点也颇具影响力，其代表是余冠英先生，他在《诗经选》中指出该诗“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程俊英女士在《诗经译注》中亦持此论。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一个妻子想象丈夫做某事时，一般不会用“我”，常见的是“君”，如“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李白《捣衣篇》）。

高亨先生关于这首诗有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仅是二至四章，首章也是出自男主人公之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是他想象妻子在采卷耳，“嗟我怀人”是他怀念妻子，至于最后也是最麻烦的一句“寘彼周行”，他这样解释：“寘借为（徥），行也。周行，往周国去的大道。此句是作者自言在周道上奔走。”（《诗经今注》）这样讲倒也能自圆其说，但短处在于使相思变成了单向的，只有丈夫思念妻子，而没有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要知道，妻子因为思念丈夫无心采摘而将筐放在大路边的形象是多么动人啊。

可惜的是，以毛、郑为代表的古代注家对这一动人形象缺乏理解，他们为了说明整首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志”（《小序》）、“后妃求贤审官”（《大序》）而把“寘彼周行”解释为“置贤人于周官的行列”，或“置贤人于各种官职中的一个”。朱熹虽然没有否定后妃之说，但却是第一个将“周行”解释为“大道”的人。这个解释为英译者们所普遍接受。娄氏将“寘彼周行”译为：The basket I have laid by the broad road side；理雅各译为：I placed it there on the highway；魏理译为：I laid it there on the road。这三个译文应该说都是比较准确的。

除了“周行”，这首诗中还有一个字眼值得讨论——“采采卷耳”的“采采”，不少注家认为是“采了又采”的意思，但似乎不如理解为“多”或“茂盛”为佳。清人马瑞辰申说道：“此诗及《芣苢》诗俱言‘采采’，盖极状卷耳、芣苢之盛。《芣苢》下句始云：‘薄言采之’，不得以上言‘采采’为采取。此诗下言‘不盈顷筐’，则采取之义已见，亦不得以‘采采’为采取也。”（《毛诗传笺通释》）卷耳非常茂盛，到处都是，但女主人公却因为思念亲人心不在焉，无法采满一个“斜口的筐子”（顷筐），这种筐后高前低，本来是很容易装满的。娄理华显然没能体认到这一层意思，他还是将“采采”翻译成gather and gather again（采了又采），后来的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