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定居富兰克林，后来，我有理由这样想，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律师。巴汀是我一向认为可敬的诚实人，因此，他在介绍信中说了他和这位康威先生的深厚友谊，这就足以使我相信，后者在各方面都是值得我信任和敬重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康威先生告诉我说，他和巴汀曾经十分郑重地约定，他们两人当中不管谁先死，只要可能，都要用某种明白无误的方式从坟墓那边同对方联系——只是怎么联系，就留待死者根据他改变了的处境的方便来决定了（我觉得这是很明智的）。

在康威先生对我讲了他和巴汀约定的事之后，过了几天我碰巧又遇到他。当时他显然陷入沉思，心不在焉地慢步走在蒙哥马利街上。他跟我冷冰冰地打了个招呼，只动了动头，就走过去了，留下我伸出了手，呆在人行道上茫然不知所措，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然也有点不高兴。

第二天，我再次在王宫旅馆的大堂遇到他，看到他又要重复昨天那种令人不快的举动，我一下子在门口拦住他，很客气地向他打招呼，随即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的问话。

‘福尼先生，’他说，‘我想我再也不能和你做朋友了，因为巴汀先生已经断绝了他自己和我的友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保证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他还没有告诉你，他大概马上会告诉你的。’

‘但是，’我回答说，‘我怎么能听到巴汀先生说呢？’

‘怎么能听到他说？’他重复我的话，显然感到极其奇怪。‘他可是在这里呀。昨天我在遇到你之前十分钟正好见到他。我正是用他跟我打招呼的那种冷冰冰态度和你打招呼的。刚才一刻钟不到以前我又见到了他，他的态度依然不变：他只是点了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意。再见，或者你会高兴我这样说——永别了。他不由我分说，扬长而去。

所有这些使我感觉到，康威先生的举动不是随随便便的。

其实我马上可以解释清楚，巴汀先生已经去世了。就在这次谈话的四天之前，他死于纳什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