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洋政府人心惶惶、决策滞后的关键时刻。

东北三省临时军政府向位于北京中枢的民国政府（即北洋政府）正式递交的一份文书。

如同在已燃的干柴上泼了一桶热油，将北洋方面所受的刺激与恐慌，瞬间推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顶点！

这份文书的出现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令人不安的仪式感与政治暗示。

尽管东三省早已成立了高度自治的临时军政府，手握重兵，行事自主。

但名义上，它并未正式宣布脱离民国而独立。

因此，在一些涉及“全国性”或可能引发边界争议的重大行动上。

军政府有时仍会遵循形式，向代表整个民国（至少在法理上）的北洋中央政府进行“报备”或“征询”。

尽管这种征询常常是事后通知或不容商量的告知。

例如，此前东北军对日本宣战这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未曾事先征询过北洋政府的意见，完全是独断专行。

但这次，他们“不是征询了吗”？

这种对比，更凸显出此次文书的特殊性与潜在的威慑意味。

当北洋政府的官员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展开这份来自奉天的文书时。

其内容之大胆、逻辑之“缜密”、要求之直接，令所有阅者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致民国中央政府：

鉴于沙皇俄国现已与东北三省临时军政府处于实际的战争与敌对状态。

而我东北三省，至今仍自视为、且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不可分割之一份子。

因此，沙俄对我东北三省之敌对与侵略行径，实质上已构成对我们全中华民国之敌对与侵略。

沙俄已是我们全中华民国之敌！

为战胜此民国之共同敌人，巩固国防。

我东北军决议采取必要军事行动，进军外蒙古，并对该地区实施临时军管，以清除沙俄势力，扩大我军的战略纵深与防御前沿，更好地保卫民国北疆。

此次军事行动之进军路线，需经过热河特别区之北部，以及察哈尔特别区之东北部地域。

为避免友军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乃至引发不幸之冲突，特此向民国中央先行禀报说明。

望民国中央政府能以整个民国之大局安危为重，体谅我东北军为国御敌之苦心，行通融之便，予以理解与方便！

东北三省临时军政府统帅 杨不凡 谨呈

这份文书，堪称一篇将“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先礼后兵”策略结合运用的典范。

它首先巧妙地将东北军与沙俄的局部冲突，上升为“沙俄与全中华民国为敌”的高度，占据了民族大义与法理制高点。

然后，以“为国御敌”、“扩大战略纵深”为名，提出了进军外蒙古并实施军管的实质性要求。

这无异于公开宣布要将外蒙古纳入东北军的实际控制范围。

更关键的是，它明确指出进军路线将穿越北洋政府直接管辖的热河、察哈尔特别区。

这几乎等同于正式通知北洋：

东北军的大军即将开进你的地盘，而且是“借道”去执行一个你无法公开反对的“爱国任务”。

最后那句“望中央以大局为重，行通融之便”，看似客气，实则是最直白的最后通牒：

同意，便是“识大体”。

阻挠，便是“不顾大局”，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而这冲突的后果，文书虽未明言，但结合东北军刚刚宣布的63万大军，其威胁意味不言自明。

杨不凡的署名，为这份充满战略算计与武力威慑的文书，盖上了最后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印记。

这已不是征询，而是带有最后期限的通知。

这已不是商讨，而是基于绝对实力优势的告知。

北洋政府被逼到了墙角：

同意，则主权与威信扫地，且门户洞开。

反对，则可能立刻招致雷霆打击。

这份文书，将东北军可能“入关”的抽象恐惧，瞬间转化为了迫在眉睫的、具体而危险的军事压力与政治难题。

关内的惊惧，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仅仅是一份递交上来的文书，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那种不容置疑、居高临下，甚至带着几分“通知”而非“请示”意味的口吻。

便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北军的狂妄，以及其全然不将北洋中央政府放在眼里的傲慢姿态！

通篇读下来，哪里是下属对中央的禀报？

分明是强者对弱者的告知，是棋手对棋子的落子声明。

好吧！

转念一想，北洋政府的众人又不得不苦涩地承认，这份狂妄似乎确有“资本”支撑。

人家东北军已经摆明了车马，要与整个协约国集团为敌了！

连英、法、俄、日这样的世界顶级列强联军都敢正面叫板。

相比之下，一个内部涣散、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在其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这份认知，让所有读到文书的人，在愤怒之余，更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与寒意。

……

北京，中南海，总统府。

昔日象征着无上权柄的殿堂，此刻却弥漫着一股近乎凝滞的沉重气氛。

被迫撤销帝制后仍试图以“大总统”身份掌控局面的袁世凯。

与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却又不得不倚重、刚刚重新请出山并任命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两人在会议桌前见面了。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甚至没有眼神的激烈交锋。

有的只是一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相顾无言。

空气中仿佛有看不见的电光在两人之间噼啪作响，却又被某种更大的、共同的危机感所压抑。

其他与会要员，王士珍、徐树铮、朱家宝、袁乃宽、曲同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