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并非完全是姜、何二人胆怯畏战、故意谎报军情以推卸责任。

实在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哪怕一丁点儿与东北军正面交锋的底气！

让我们看看他们手中可用的筹码：

热河都统姜桂题，麾下直辖的核心部队，是大约1万人的旧式毅军。

这支部队脱胎于晚清淮军系统，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战斗力。

但时至今日，其武器装备早已严重落后于时代。

训练废弛，军纪涣散，吃空饷、克扣军饷现象普遍。

它更像是一支维持地方治安、顺便为都统大人看家护院的旧式武装，而非能打硬仗的近代化军队。

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他的情况更为窘迫。

他能直接指挥的，仅有大约5千人的地方守备部队。

这些部队的构成更为复杂和低劣，装备可能连毅军都不如，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更是堪忧。

其主要任务无非是弹压地方、征收税捐，面对正规军几乎毫无抵抗力。

这两支部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货色”！

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可能还大量使用老式步枪甚至冷兵器！

训练严重不足，战术思想停留在上个时代，后勤补给能力薄弱，官兵待遇低下，士气低迷。

用这样的部队，去对抗对面那支刚刚完成现代化扩编、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且在对日作战中证明了自己的东北军卫戍师？

即便“只是”卫戍师，其标准也远高于北洋精锐！

毕竟卫戍师已经在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两处战场证明过了，能正面击溃同等数量日军精锐，而北洋军精锐却无此战绩！

两都统拿什么对抗？

拿头吗？

这几乎是所有稍有军事常识的将领都会得出的绝望结论。

硬撼的结果，不是被打垮，就是被歼灭，绝无第三种可能。

姜桂题和何宗莲都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军阀，保存实力、看风使舵是他们的生存本能。

他们岂会为了“中央”的一纸可能无法兑现的空文，就赔上自己安身立命的全部本钱？

……

因此，在发给北洋中枢的电报中，不将犯边的东北军数量汇报得夸张一些、严重一些。

怎么能让远在北京、可能对前线具体实力对比缺乏直观感受的“大佬们”，真正明白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与紧迫性呢？

怎么能有效地让总统府和陆军部那帮习惯于讨价还价，有时还心存幻想的官僚们，彻底打消“命热河、察哈尔驻军就地坚决阻拦”这种不切实际、等同送死的念头呢？

将1.5万说成“数万”，既是一种自我保护（提前表明敌我力量悬殊，非我不战，实不能战）。

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危机公关”，旨在用最强烈的信号，倒逼中枢做出最符合他们地方利益，即避免冲突的决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奏效了。

当唐在礼将“数万东北军虎狼之师压境、扬言一小时后借道”的急电呈报给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时。

确实引起了足够的震撼与忌惮，促使北洋高层在短暂的僵持后，迅速做出了“避战保船”的决定。

所以，当姜桂题和何宗莲最终收到来自北京统率办事处的明确指令——

“所部向南收缩兵力，将热河、察哈尔两地北部通道让出”时。

两人几乎是同时大松了一口气，悬在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落地。

紧张过后，一种荒诞的轻松感甚至幽默感涌上心头。

据说，姜桂题在向部下传达“让道”命令时，对身边的亲信幕僚摇头叹道：

“唉，都是民国自家的兄弟部队嘛，能不动刀兵、不打打杀杀的，那自然是最好了！”

无独有偶，远在察哈尔的何宗莲，在类似的场合，竟也对心腹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终究是民国袍泽，何必非要兵戎相见？能让则让，以和为贵嘛！”

这两句如出一辙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地方军阀在绝对实力差距下的生存智慧与无奈自嘲。

所谓的“民国兄弟”、“自家袍泽”，在枪杆子面前，不过是维系最后一点体面的遮羞布。

他们庆幸的，不是“兄弟情深”，而是终于不必用自己那点可怜的家底，去测试东北军那锋利的“虎狼”獠牙了。

“让道”之举，与其说是服从中枢命令，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在强权碾压下的明智自保！

……

然而，姜桂题与何宗莲这两位刚刚为成功“让道”，避免了与东北军正面冲突而暗自庆幸的都统大人。

他们那口长气还没来得及完全舒坦地吐出胸腔。

新的、更令人心悸的情报便如同冰冷的鞭子，抽打在他们刚刚松弛的神经上。

前沿负责监视东北军动态的哨探与军官，连滚带爬地送回了紧急军情：

东北军裴其勋所部在越过边界、进入热河与察哈尔境内后。

其兵锋并未如他们所期待和北洋中枢所“理解”的那样，沿着让出的那条狭长通道径直向西，直奔外蒙古方向而去。

相反，这支军队在进入两特别区后，其主力纵队竟调转方向，兵锋继续向南，朝着热河与察哈尔的腹地纵深挺进！

闻此急报，姜桂题与何宗莲两人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惊失色，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衫！

一个最可怕、也最符合“军阀逻辑”的猜测，瞬间攫住了他们的心神：

难道东北军玩的是“假途灭虢”的古老把戏？

那份言辞“恳切”的借道文书，根本就是麻痹他们的烟雾弹？

其真实目的，压根就不是什么远征外蒙。

而是要借此机会，长驱直入，南下夺取张北、承德等要地，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