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督军阎锡山，这位以谨慎、务实、善于经营地方而着称的“山西王”，此番表态却带着几分明显的“不情愿”，与迫于形势的无奈。

当他看到西边的邻居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加入东北军阵营时，心中不由猛地一紧。

他迅速审视地图，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

这样一来，山西的北面绥远、西面陕西，都已经被纳入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事实上的两面包夹之势！

尽管目前东北军的部队尚未实际进入绥远特别区进行驻防，派往更西边甘肃的接收部队更是八字还没一撇。

但这在阎锡山看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是迟早的事情！

以东北军如今的强势作风和推进速度，一旦其解决主要外部威胁，腾出手来，整合这些已表态省份将是顺理成章之事。

阎锡山深知，自己若在此时继续保持沉默，不明确表态，很可能就会被东北军方面“记在小本本上”。

被视为态度暧昧、立场不明的潜在障碍或需要“特殊处理”的对象。

这对于一贯讲究“中庸”、“自保”的阎锡山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他可不希望因为一时的观望，而成为未来东北军南下或西进时，需要特别“关注”甚至“清理”的目标。

于是，尽管内心或许对交出部分自主权感到不舍。

但在清晰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站队”风潮下。

阎锡山审时度势，也只得选择跟随大势，通电表态加入东北军阵营，以避免成为下一个被孤立、被针对的对象。

山西的这一步，更多是出于对强邻环伺、大势所趋的冷静评估与自我保护，而非由衷的认同或热情的拥戴。

可当阎锡山为自己“抢先一步”表态、避免陷入西、北两面包夹而稍感庆幸之时。

紧接着从山西东边传来的消息，却让他瞬间寒毛倒竖！

紧随山西之后，第六个公开表态愿意加入东北军阵营的省份，赫然竟是——直隶！

直隶，这可不是普通省份，它环绕京师，是拱卫中枢的核心区域，更是北方政治军事的咽喉要地。

阎锡山立刻在地图上勾勒出新的态势：

倘若自己没有抢在直隶之前表态，那么山西的处境将是——

西面是“投诚”的陕西，北面是“投诚”的绥远，东面如果再加上“投诚”的直隶……

那便意味着山西将陷入东北军势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的完整合围！

那将是真正意义上的三面夹击，插翅难飞！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坐在太原督军府中，听着手下紧急汇报的阎锡山，忍不住连连惊呼，背心已惊出一层冷汗。

他暗自庆幸自己的决策够快，同时也对东北军影响力扩张的迅猛，与地方势力转向的连锁反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敬畏。

直隶的表态，彻底改变了华北的地缘政治地图。

那么，能力平庸却以对袁世凯“愚忠”着称的直隶督军朱家宝，为何会在此刻选择“背叛”旧主，公开表态“投诚”东北军呢？

这背后，并非朱家宝本人的意愿使然，恰恰相反，正是他那垂死的旧主——袁世凯——在背后一手导演和授意的！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进入了生命与政治生涯最后的倒计时。

他精心策划，准备让朱家宝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名“真诚的归顺者”！

逻辑很简单：东北军一旦决定大举入关，直隶作为京畿门户，必然首当其冲。

而以朱家宝的能力和直隶驻军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

最终结果必然是迅速溃败，不仅地盘丢失，朱家宝本人也可能身陷囹圄甚至丧命。

既然抵抗无望，且会白白损耗掉这最后一点有价值的“筹码”。

袁世凯便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命令朱家宝主动“投诚”！

这既是为了保存直隶这块重要地盘和朱家宝这支力量，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更是为了向东北军，尤其是向杨不凡，传递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做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

这个姿态，正是对袁世凯此前通过长子袁克定，向东北军转达的那个“交易”提议的回应与具体化。

那个提议的核心是：

袁世凯将以自己最后的威望和影响力，帮助东北军“和平接收”北洋集团。

作为交换，东北军须公开支持袁世凯继续留任大总统，完成“法统”下的权力过渡。

现在，袁世凯通过朱家宝的“投诚”，实际上是在说：

“看！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为了推动你我之间的‘交易’，我连直隶这么核心、这么重要的地方，以及像朱家宝这样对我无比忠诚的部下，都愿意主动托付给你！

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真心实意吗？

我已经拿出了我手中最实在的一块地盘和一位最听话的将领作为‘定金’！”

尽管东北军方面，此前对于是否接受袁世凯委任的“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一直回避回应。

并且对所有声称“投诚”的势力都坚持同一套强硬规矩。

必须先交出实权，首领本人必须亲赴沈阳“深造”，没有丝毫通融的迹象！

但病入膏肓、时日无多的袁世凯，仍然不甘心就此认输。

他想要赌上最后一把！

他寄希望于一种可能性。

当东北军派部队南下“接收”主动归附的直隶时，其统帅杨不凡本人。

或许会借机率一支精锐部队，随同或紧随接收部队之后，进入近在咫尺的京师！

不管杨不凡以何种名义进入北京。

是以正式就任“全国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