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郑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

这信发出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总算写了一封回信让一个名叫李景的信使带来，信中称自己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同时也答应遣水陆师入粤攻潮、惠二州，但对具体出师日期避而不谈。

郑成功的暧昧态度，让李定国大为不满。

心潮激荡的李定国忍不住抱病起床，奋笔疾书，写信斥责和催促郑成功。

这封信发出，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出现，带来的回信仍旧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李定国又急又气，只好强支病体，给郑成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给郑成功全面分析战局态势，该信全文收录在杨英的《先王实录》中，大意为：

今年四月我已派遣使者取海道前往贵处请教兵机军务、战斗策略，并问候饮食起居，本以为该使者能在一月之内便回来。不意至今尚栖留在贵处未归。贵爵如今派办事员李景前来，我才知道这之前曾派出姓林的使者，可惜已不知下落。我驻师于高、凉二州，养精蓄锐，只等候贵爵回信，约定日期，便会辔长驱，与贵爵军队形成合击之形，必不让鞑子有一人一马北遁！七月中旬，我又接到皇上敕书，天语叮咛，殷切寄予收复广东大任。皇上的命令不能怠慢耽搁，我又岂敢迟迟不动身！于是调遣水陆二师，齐发于新兴、肇庆，托皇上之福，两师均旗开得胜。先是全歼虏兵于长洋，再败虏两广总督李率泰于肇庆。只不过尚可喜、耿继茂两虏恃海撄城，尚稽守鞑靼法令不肯出降。现在我已驻军于新会县，刻日将直捣羊城广州。逆虏以新会作为门户锁钥，积蓄粮草，往广州输援不绝。以我看来，只要将新会拿下，则广州省城可不战而下，所以合全军于新会城下。敌人望风屏息，知道陆战难与我争雄，却倚仗舸舰堵我舟师。如果得不到贵爵水师支援，难收捷报。殷殷思慕，期盼切切。现在抗虏、降虏的广东水师官兵无不暗中与我联系，但大局未定之前，多在观望。贵爵难道不想想，自从羊城陷于敌手，您虽频频用兵，却不千里勤王，纵有百战之功也何足挂齿！贵爵只有向军队宣扬这个观点，以激励各部，则三军上下，都知道报国大恩尽在今年，而不会抱怨我功罪不分。至于虏人所能动用的援兵，你我应该都知其大概，遍数虏人举国精兵，再无尼堪之强且精者，而以尼堪之强之精，也已毙命，还有何可惧？虏人但有援兵发来，你我也应尽缚以报圣上。楚、豫之间，虏人侦使频繁，大概是因为广东战事不紧，闽、浙、直争传张名振侯爵沿江进取之事。其实，沿江进取之事可以先缓一缓，今年的广东之举，才是时之所急，事关全局，名高于易收，掌兵者岂能坐失此良机？办事员李景称：贵爵准备从潮、惠动身，则应当以初冬为期，水师必须以尽快到达新会为限。以上所说，均希望贵爵悉数放在心上，足仞至诚，云台虚左，我将厚望寄托在您身上了。

在信中，李定国明确指出，只要攻克广东，则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不难平定，大明稳固了江南，中兴不远。同时，李定国还直截了当地批评郑成功的自诩之功绩其实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

这封信发出后，李定国还是不放心，又补写了一篇短笺，内容为：“圣上处境艰危，非语言可以描述，圣上写给我的敕文中满是凄怆悲凉的字眼，我读了犹如万箭穿心。从五月到现在，我一心等待贵爵的答复。贵爵若真的不能来，请明确见示，好让我另外安排舟师，另图进取机会。切勿犹犹豫豫、摇摆不定，致使大事被耽搁。要知道，十月十五日以后，属于我们的战机已经彻底丧失了。”

尽管李定国在这篇短笺中已着重强调：“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但郑成功还是有意无意地拖过了李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当然，郑成功本人并未亲自出马，而是“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这分明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其不愿与李定国合兵、只沉溺于自踞一方的不臣之心也就暴露无遗了。

时间不等人，郑成功既然这样敷衍了事，那么，就来看尚可喜等人的表现了。

74 新会惨败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九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定国的病一直没好，而郑成功又推诿不来，尚可喜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他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自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等人率部入城协助防守。

九月，尚可喜、耿继茂还亲自带兵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

而明军方面指挥作战的只是李定国的部将吴子圣。

李定国数万大军顿兵在新会城之下，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军心开始出现懈怠。

甚至，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李定国已有退意。

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李定国这样劳师远征，久战不下，财困民穷，已犯了兵家大忌，这仗再打下去，只能把明军拖入一个战争的泥潭，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