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的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沙俄殖民主义者甚至已经将入侵的魔爪伸到了我国的黑龙江沿岸。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迅速由乱入治，进入统一，不然，中华民族就会遭受更大的危险。

既然南明和其他势力都没能担负起统一的重任，那么，由满清来担任也不是完全的坏事。

实事上，也正是因为满清迅速统一了全国，在后来的日子里，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沙俄展开坚决斗争，最终保住了疆土。

此后，准噶尔的大乱及西藏的屡屡生乱，如果国家还处于明清间的混战状态，这些动乱实难平定，则这些地区就会有自立于中华之外的危险。

所以说，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即使在偶然性事件中，也包含必然的成分。

因此，绝不能把既成事实全都一股脑地定义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否则，研究历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历史的科学，在于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找出偶然性事件，并通过做偶然事件的分析，总结成败得失，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即使从清廷定鼎北京算起，南明也曾经有过多次翻盘机会，可惜南明的当政者都没把握好。

李定国所着眼的广东战役，则是南明最后的一次翻盘机会了。

而这时候南明所拥有的，不过一点残山剩水而已。

从这一点来说，李定国可以算作明清交替年间最杰出的军事家，其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实为同时诸雄难以企及。

郑成功与清廷和谈破裂后，虽然想再次与李定国联结用兵，但李定国丧师失地，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东顾了。

而郑成功在听取了张名振、钱谦益等人的“楸枰三局”，虽然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连续发动起两次长江战役，但只是营营役役，徒然为这场即将落幕的明清大戏添加数许寥落的掌声而已，完全于事无补，再也不能改变明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

75 安龙救主

新会一战，明军溃散，将士死伤严重，李定国只好弃新会南走高州。

广东收复已然无望，广东地区不愿做清廷臣民的民间男女老幼，饥兵病卒，共六十万人跟随着李定国往广西逃难。

这样一来，李定国一军行动滞缓，几不成军。

清军尾随追击，数度重创李定国军。

李定国抚难民哀号失声，焚毁横州浮桥，连夜由宾州撤往粤西。

至此，广东高、廉、雷三府所属的二州十县，及肇庆府所属六县、罗定州所属二县，共计三府三州十八县，又复陷于清军。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回到南宁，兵力仅剩六千。

孙可望听说李定国军败，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称快。

他为了防止李定国西入黔、滇搅局，命令总兵刘镇国、关有才、张明志这“刘关张三人组”统十三营之师，凡四万人，扼守田州（今广西田阳），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李定国前有孙兵堵截，后有清兵追击，处境大为不妙。

就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困境下，李定国收到了永历帝的血字诏书！

早在前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十月，永历被孙可望僭逼得寝食难安，听远近皆语“定国精忠”，“军声丕振”，便把脱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及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谋，遣使臣林青阳、周官赍敕及刻有“屏翰亲臣”四字的金印一颗，召李定国率兵入卫。

彼时，李定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第二次广东大战，分不开身，只是伏地痛泣，许诺等自己收复了广东，就亲入安龙迎驾。

哪料，广东未复，圣主更加困厄。

现在，前来赍血字诏书的兵部侍郎萧尹向李定国描述起孙可望的种种跋扈作为时，既怒形于色，又泣不成声。

原来，那孙可望得知林青阳、周官斋携密敕及“屏翰亲臣”金印求援于李定国，恼怒之下，命郑国、王爱秀严刑拷掠与事诸臣，并胁迫永历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科给事中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大臣，酿造出惊骇海内的“十八先生案”血案。此后，又谕云南城守王尚礼，籍没李定国安西大营的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分配给各营，所幸王尚礼以“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为由，再三劝阻，才改作“裁汰安西大营粮饷”处置。

而孙可望为准备称帝登基，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台。又在昆明和贵阳的官道上兴建了十余所行宫，以备在两地之间巡幸时用。

想着孙可望为阻止自己撤回云南，不惜使总兵关有才、刘镇国、张明志等统十三营之师屯于田州阻击自己，还命人在自己后撤必经之路焚毁刍粮全，这已经很过分了，还对圣上的逼迫和欺凌竟然无视于此，而且，圣上现在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李定国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痛奏道：“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可是，自己所部只有数千之众，如何从孙可望这个逆臣的眼皮底下救出圣上，并如何除掉这个逆臣，却是个天大的难题。

中书金维新（即金公趾）献策说：“关有才、刘镇国、关明志等人虽然兵多，但都是您当日的旧部下，怎么敢与将军为敌？如今将军以奇兵长袭，他们在毫无防备之际我突然出现，一定会且惊而溃。彼时，我乘胜奔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可谓名利双收。”

所谓艺高人胆大。

李定国决计险中求胜，拼死一搏。

翌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