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领命后，雷厉风行。

这支偏师的出动来之不易，既是孙可望对朝廷的交代，也是他个人践行抗清理念、维系西南与朝廷联系的重要机会。

他必须让这支军队“动”起来，而且要“快动”，才能真正起到牵制作用，不辜负朝廷的期望和自己的信念。

他从麾下及云南各部中，精心挑选了一万五千兵马。

虽非最顶尖的核心主力，但皆为能战敢战之卒，军官也多是他信得过的旧部或认同抗清大义之人。

同时，他亲自督促，从云南并不宽裕的存粮中，“挤”出了五千石粮米，又调拨了数百匹滇马和一批实用药材，力求在有限的额度内做到最好。

誓师大会上，刘文秀声音铿锵：

“朝廷危难，湖广危急！我等既受国恩，又食滇粟，岂能坐视？

此番东进，非为虚应故事，乃为实打实地策应朝廷，牵制清虏！诸将士当奋勇向前，扬我军威，让鞑子知道，大明在西南，仍有雄兵！”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誓师完毕，大军即刻开拔。

刘文秀一改往常稳重的行军风格，下令轻装疾进。

一万五千人马，押运着粮草物资，以每日六十里以上的速度，迅速向东穿过曲靖府，直扑滇黔交界。

他的目标明确。

尽快进入贵州，摆出向湖南西部进攻的态势。

他广派斥候，不仅侦查道路敌情，更刻意将大军东进的消息散播出去，尤其注意让消息传入湖南清军耳中。

他要的就是这个“势”，要用最快的速度，将云南出兵的信号，变成悬在湖广清军西侧的一把虽未落下却令人不安的利剑。

途中，他严格执行军纪，对沿途土司、关卡，以“奉诏援黔，共抗清虏”之名进行交涉。

态度坚决但不轻易启衅，力求快速通过。

对于小股土匪或不合作势力，则果断以武力扫清道路，绝不纠缠。

孙可望在昆明接到刘文秀部急速东进、已逼近贵州边境的报告时，眉头微蹙了一下，但并未下令阻止。

刘文秀的积极，虽略微超出了他“缓缓作态”的预期，但毕竟未动用他的核心家当。

且打着奉诏旗号，声势造得越足，对他在朝廷和天下人面前的“忠臣”形象越有利。

只要不真的把老本赔进去，就由他去吧。

而在贵州和湖广西部，随着刘文秀部迅速逼近的消息传来，的确引起了一阵骚动。

残存的明军、摇摆的土司为之振奋，而驻防的清军则开始紧张，飞马向长沙、乃至永州方向的上级报告“西线有明军大股部队东犯”的军情。

桂林朝廷接到刘文秀部快速行动的奏报时，气氛为之一振。

“刘文秀不愧为忠义之将！行动如此迅捷！”

兵部尚书吕大器有些兴奋，“如此，湖南清军西顾有忧，或能分永州之势！”

首辅瞿式耜也颔首：

“虽只一万五千偏师，粮草亦不丰，然其疾进之势，足可扰乱敌后。孙可望此次……倒也不算全然敷衍。”

秦良玉分析道：

“刘文秀用兵稳中有快，他快速插入贵州，即便不立刻与清军大战，也足以让孔有德担心其粮道后路，或从围攻永州的兵马中分出一部西防。

此正是围魏救赵之效！”

朱由榔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刘文秀部迅速东进的箭头，心中稍感宽慰。

刘文秀的积极，是黑暗中的一抹亮色，证明了即使在孙可望的体系内，仍有坚决抗清的力量。

这支偏师的快速行动，无疑会给湖广战局带来新的变数，哪怕只是心理上的牵制。

“传旨嘉奖刘文秀及所部将士忠勇疾进！望其再接再厉，妥为筹谋，以竟全功。”

朱由榔下令，同时不忘提醒，“亦需密谕刘文秀，深入黔东，需注意粮草接应，稳扎稳打，不可过于冒进，以免为敌所乘。”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便来到十月九日。

今日是桂林恩科，正式开考之日。

天色未明，贡院外的街道已被火把和灯笼照得亮如白昼，却又弥漫着一种不同往年的肃杀与期盼。

没有往届科举时那种纯粹的书卷气与风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关乎家国命运的凝重。

士子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人数远超预期，不仅有广西本地的秀才、举人，还有从湖南、江南甚至更远地方辗转而来的流亡士子。

更有一些面色黝黑、举止干练，明显非纯粹读书人出身的“特殊考生”。

检查异常严格。

除了常规的搜检以防夹带，兵丁们还格外留意是否有可疑身份或武器。

贡院墙上新贴的告示墨迹犹新，重申此次“恩科”特旨：

“国家多难，求才若渴。凡有经世实学、救国良策者，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文章但求切实可行，不尚浮华虚言。”

许多士子默默念诵，神色复杂，有兴奋，有忐忑，也有茫然。

陈端生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衫，随着人流缓慢向前移动。

他原是西安府学的生员。

两月前，他的好友李默拿着那封不知经过多少人手、已经磨损不堪的“桂林恩科”抄件找到他。

两人躲在废弃的城隍庙偏殿里，就着破窗透进的月光，逐字逐句地读着上面“不问出身”、“共纾国难”的字句。

读到最后“朕与尔等共此艰难”时，两个早已被迫剃发、每日忍受屈辱的年轻人，紧紧攥着那张纸，肩挨着肩，压抑地痛哭失声。

眼泪混合着长久以来的憋屈、不甘和骤然看到的渺茫希望，濡湿了破旧的衣袖。

犹记得当时好友李默然眼睛红肿，但语气却极为坚定：“去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