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放心，伍某一定竭尽全力，不辜负总统的厚望。”激动之下。一向崖岸高峻的伍廷芳竟然如此地表态。

如果明了伍廷芳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其人为何对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如此的热衷了。

伍廷芳不止一次地惋惜清廷的覆亡。在伍廷芳看来，清廷的新政不是花架子而是真干，而且，差一点就实现司法独立了。

研习西洋法律多年拿到英国法学博士头衔的伍廷芳自1882年自香港回国。从给李鸿章做私人秘书开始。到清廷下达修律大臣任命前。伍廷芳不过候补四品，十八个月间，清廷四次颁旨擢升其官职。参与修律时，他已是外务部右侍郎。

伍廷芳确实不辱使命，为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大干快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破产律》、《大清印刷物品专律》等多部新法都由其担当修订。

伍廷芳深恨肉刑。刑部监狱犯人死亡率高达35%，大量的犯人死于骇人听闻的肉刑之下，一定程度上是满清极端落后的司法制度造成的。

案子多，办案人员少，期限又太紧，不搞肉刑逼供没有更好的办法。清代寻常命案审结期限为六个月：州县须三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内解司，司一个月内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内报皇帝。盗窃及情节严重的命案、钦定的案件时间更短，仅两个月。超期则罚俸、降级。

1908年担任句容县令的许文濬，曾因上任一月就讯结“上控案”五起，“自理案”二十九起被评为先进，记大功两次。但每日超过一件的结案率，很难说其中没有冤情。

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清代县衙每年收到的呈词约在7000~10000份，最多可达15000份。即使只有十分之一需要受理，县衙每月应审案件70~100件，即便如许文濬这样的“劳模”也只能完成三分之一。

政策定成这样，基层自然就化压力为暴力了。所以，从1901年起，刘坤一、张之洞等有见识的封疆大吏便提出“恤刑狱”、“省刑责”“重众证”。而研习西洋律法的伍廷芳提出了“案以证定”的定律。

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刚从山东调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名保荐两名司法专家：“久在秋曹，刑名精熟”的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以及“练习洋务，西率专家”的出使美国的四品卿衔的伍廷芳领衔进行司法改良。

在伍廷芳和沈家本的主持下，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代之以斩决、绞决与监候。对于他们提出的严禁刑讯逼供，对小偷等轻罪培养劳动技能等方案，清廷全部照准。

1906年10月，清廷尝试推行司法独立。刑部改为法部，掌司法行政，不再具审判职能。原专司复核的大理寺改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厅，最为最高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

这一切的灵魂人物就是伍廷芳。

可是，伍廷芳承认，清廷最后几年在司法方面的改良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正如龙谦所说，国家太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司法人才了，所以尽管上面有良好的意愿，但下面无法体会上意，依旧按照过去的办法行事，将朝廷的美意都辜负了。更为关键的是民众的愚昧，这一点龙谦也提到了，要加强教育，做到让百姓知法守法才是治本之策啊。

教育问题更为当紧啊。在山东效力多年的蔡元培竟然拒绝了民国的召唤，宁可留在山东搞他的高等师范教育，可见山东有吸引他的地方。早就听说蔡氏奉召入京了，但他尚未见到，据说是回山东公干了，很想早一些见到这位光复会的发起人，究竟将如何布局新中华的教育大业？

第十二节蔡元培

元宵节后，蔡元培携家眷自济南返回了北京。这个春节他是在济南过的，自1903年赴济南，六年里，一手创办的山东师范大学虽不敢说枝繁叶茂，也算郁郁葱葱了。此次一别，就算是永远地离开了那所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师范学院，自然有很多好友要珍重惜别。另外，此次回济南，蔡元培已然与昔日的校长身份迥异，肩负组建教育部而遴选人才，也需要一些时间。

蔡元培在去年（1909年）9月被“缺席”委任为民国的教育总长。但他没有理会孙文的相召，依旧留在济南做他的山东师范大学校长，根本不为所动。既是听了济南教育界老朋友们的相劝，也因为他看清了摒弃龙谦于外的民国政府在蒙山军军事压力下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他对济南的几位地位相当的朋友说，“孙先生太操切了！怎么能无视广州的存在呢？如果将总统之位留给广州，民党与广州未必不能融合为一体，但这样无视广州的存在，可叹。”

蔡元培口里的广州是代龙谦。其时，龙谦已不在广州了，率军拿下了长沙，正与武昌兵变组成的民军第一师林述庆部对峙与汀泗镇。

山东大学校长许文夫冷笑数声，“天下之人，能抵御权势的有几？好不容易熬到东南光复，且不管他强敌环伺，先过一过皇帝的瘾嘛。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到头来都是笑柄而已。”

山东工业大学校长马茂宏是留英化学博士。山东工业大学也是济南三所大学中成立最晚的，马校长说，“孙先生反清久矣，闻名于世，此番占据大义的高度，难不成山东兵还要对东南动手不成？”

许文夫放声大笑，“远图（马茂宏字）太不了解吾国政治之真意了，治乱循环本就是历史的必然，早在五十年前，湘中大儒王闿运就对曾文正公预言清室必亡。时间不超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