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有人，好几次有几个强壮的农民过来要求进我们的隔间和我们一起坐。他们好像对我浑身上下的恶臭完全不在意似的。每一次，警员都朝他们摆摆手，简单粗暴地把他们赶走了。

然后来了三个漂亮活泼的美国姑娘，她们穿着极暴露的丝绸和尼龙材质的衣裳，拎着五颜六色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纪念品和礼物，葡萄酒和各种食品。

她们身上散发出昂贵香水的味道，脸上堆满笑容。一个警员站了起来，殷勤地请她们坐在对边的那排凳子上。她们一坐下就立刻和警官们搭话，好奇地问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而易见，对她们来说，我被这样的锁链紧紧锁着，肯定是某个臭名昭著、可怕的谋杀犯。比起害怕，她们似乎更觉得有意思，还颇有兴致地讨论着我身上叫人反感的恶臭。“他那么臭，大概他们把他关在下水道里的吧。”一个姑娘说道。其他人都笑着表示同意。

我不想被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在她们面前，我现在这副模样让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警员终于让这三个年轻姑娘明白，他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一点儿都听不懂。于是，当火车驶离车站后，她们三个就自顾自聊天了。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此时此刻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我觉得再向警员打听目的地也是徒劳。我可怜巴巴地在两名警官中间缩成一团，病恹恹地耷拉着脑袋，偶尔看看窗外逐渐远去的风景，或者偷偷观察姑娘们。我从她们谈论的内容中了解到，她们原来是来自费城的学校老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过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我不禁猜想，难道我们下一站是去巴黎？

火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后，我的肚子开始饿了，尽管身体还是感觉不舒服。姑娘们从她们的袋子里拿出奶酪、面包、罐装肉酱和葡萄酒，开始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食与那两个警员一起分享。一个姑娘试图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所以即便被允许，我也吃不了东西），但是一个警员轻轻抓住了她的手腕。

“不。”他坚定地说。

在我们离开佩皮尼昂有几小时后，这三个年轻姑娘确定了我和两个警员都听不懂英语，于是开始探讨她们在假期中遇到的刺激的性爱经历，其中提到了让我非常吃惊的极为私人的细节。她们有声有色地比较她们每一个情人的身体特征、技术能力，以及行为表现，连我听了都觉得尴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女人这样谈论性事，其中还充斥着脏话和下流的字眼。看来，在女人身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并且我还估算着，如果我也作为选手参加她们的性爱奥林匹克盛会的话，能取得什么样的名次。我在心中悄悄做了笔记以便以后参加她们的比赛，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话。

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警员把我拖起来，和那三位小姐告别，然后把我推拉着下了火车。但在这之前，我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和姑娘们说了再见。

当我被拉出隔间门的时候，我扭过头去，冲着这三位年轻教师色眯眯地一笑。

“替我向费城的同胞们问个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道。

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我消沉的自信心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我被带到巴黎的警察局监狱，转交给那里的警察局长，他是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有着一个光溜溜的双下巴和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然而，见到我的模样，那双冷漠的眼睛也流露出了震惊和厌恶，于是他立即着手拯救我的形象。在一名警官的押送下，我冲了下澡，在我把身上累积的脏东西清洗干净后，一位监狱理发师被叫来帮我刮胡子、剪发。之后，我被押送到牢房，一个朴素的、现实中的小房间，不过和我之前的监狱比起来，简直算得上奢侈了。

房间里有一张窄小的铁床，上面铺着一层很薄的床垫，外加粗糙、干净的被单，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抽水马桶。房间里还有一盏灯，控制开关在外面。“你可以在晚上九点前读书。到了九点就会熄灯。”看守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读。“你看，我生病了，”我说，“可以让医生给我看看吗？求你了。”

“我去问问看。”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稀薄的炖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没有医生，”他说，“我很抱歉。”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

炖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顿真正的美味佳肴。事实上，就这一点点的肉对于我的胃来说也太丰盛了，它已经不习惯如此丰盛的饭菜。吃完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吐了。

我还是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是否还要再接受一次审判，也不清楚我是否会在这里完成我的刑期，或者还将转交给其他政府。我所有的提问一概遭到拒绝。

然而，我并没有继续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我吃了有面包、奶酪和咖啡的早饭，尽力没让它吐出来，之后，我被带到牢房，再次被当成野兽一般铐上了镣铐和锁链。两名警员押送我进了一辆带窗户的厢型车，双脚上的链条拴在车地面上的一个插销上。上路后不久，我便意识到，我正被送往奥利机场。

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车，押送我穿过航站楼，来到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服务台。我拖着脚步走过航站楼，身上的锁链被撞得叮当直响，几乎把所有人都吸引了过来，甚至还有人特地跑出咖啡馆和酒吧，就为了看看我。

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服务台的一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