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弄糊涂了。也是在温哥华，但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我当时加入了一个叫‘交朋友小组’的组织，它提倡一种集体疗法，帮助那些能够正常生活但心理上深受困扰的人。这在当时的西海岸很流行，大家经常说要摘下面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更亲近。这些说法很容易遭到嘲笑，但我觉得还是好处更多，而且听起来也很新颖。我这么说一定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就好像说十五年前我就会编流苏花边了，那时还没流行这个；当时大家觉得还是别编流苏花边的好，永远都不要。”

道格拉斯说：“我都不知道流苏花边是什么。”

“那最好了。”我说。

“一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男人，斯坦利，经营着几个这样的小组。他自己不会说‘经营’，这个人很低调，但他有报酬，我们付钱给他。斯坦利是个心理学家，留着可爱的黑长卷发。当然，他也有络腮胡子，但那个时候络腮胡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他走路的样子有些笨拙，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单纯。他会说：‘嗯，说来有点疯狂，但我想……’他有种技巧，可以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他很真诚，会对你说：‘你——没有——意识到——你有多可爱。’不，我这么说好像他是个大骗子，真实的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不管怎么说，不久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这个斯坦利。信里通篇都是对我的赞美，精神的、肉体的、心灵的，他说他爱上我了。”

“我处理得很成熟，给他回信说，他并不了解我。他说噢，不，他了解。他打电话来道歉，说自己不该这么烦人，但是又控制不住。他问我能不能出来喝杯咖啡。喝杯咖啡能怎样？我们喝了几次咖啡。一般都是我在愉快地聊天，他偶尔插上几句，说我的眉毛很美，或他想知道我的乳头长什么样。我的眉毛其实很普通。我不再和他喝咖啡了，他开始开着他的旧货车在我家周围偷窥，真的。我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他会站在我旁边，愁眉苦脸地盯着货架上的奶制品看。有时候一天能收到他三封信，信中他狂热地赞美我，说我对他有多么重要，向我坦白他的自我怀疑，说他不想成为别人的导师，而我既清高又聪明，对他来说正好。真是一派胡言。我知道这一切都很荒唐，但不可否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依赖这些信。我知道每天邮递员来送信的准确时间。我决定开始留长发，毕竟还不算太老。”

“大约半年后，有一天我们组里的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出大事了，另一个组里有个女人向丈夫坦白说她和斯坦利发生了关系。她丈夫暴跳如雷，他不是小组成员；后来这件事传了出去，接着另一个女人，一个接着一个，都透露了同一件事，都坦白说和斯坦利发生了关系。很快，大家都不知道该责怪谁了。这些女人仿佛中了魔法，成了受害者。后来大家发现，斯坦利做这件事是有计划的，他从每个组里挑选一个女人。由于我所在的组里已经有一个了，所以他应该没有把我当成目标。他选的全都是已婚女人，没有单身的，单身的可能会很麻烦。一共有九个，真的，九个女人。”

道格拉斯说：“够忙的啊。”

“男人都是这种态度，”朱莉说，“他们听了都会哈哈大笑。当然了，那些做丈夫的除外。我们在其中一个女人的家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组员集会。她家的厨房很漂亮，中间放着个大砧板。当时我想，他们在那上面做过吗？由于所有人都不好意思对这起通奸事件表示震惊，或压根不肯提这件事，大家只好对斯坦利辜负了我们的信任表示气愤。实际上我觉得有些女人生气是因为没被选上。这么说当然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追我的事，我没向别人透露一个字；如果有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那么她也没说。有些被选上的女人哭了起来，她们互相安慰，还说起了自己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啊！我很困惑，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能怎么解释呢？我想到了斯坦利的妻子，她长得很漂亮，有着修长的美腿，有点紧张兮兮的。我和她打过几次照面，当时心里想：你不知道你丈夫和我说过些什么话。还有所有那些女人，遇到他妻子的时候也会想：你不知道这些或那些。也许她知道那些女人，知道我们所有人，也许她正在想：你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和你们一样。有这种可能吗？我跟斯坦利说过一次——要知道，这就是个闹剧——他说不要这样，不要和我说这些！我觉得他都要哭了。可是你能做何解释呢？花费那么多精力。我不仅指生理方面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方面是最微不足道的。”

“那些做丈夫的逮到他了吗？”道格拉斯问。

“一伙人代表大家去找他，他一点都没否认。他说自己是真诚的，也是出于好意，他们的占有欲和忌妒心才是问题所在。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镇子，他那几个小组都散了，他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开着那辆货车离开了。不过他把账单寄回来了，每个人都收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收到了账单。我也收到了。再也没有信，只有账单。我付了账，我想大部分人都付了，你得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想想。”

“所以你们都听到了，我只会吸引奇葩。这是好事，因为我一直都是有丈夫的人。不管我说了些什么，本质上我还是品行端正的。我们应该来点咖啡。”

我们开车行驶在偏僻的道路上，穿行在锡姆科湖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