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说的都是对的。”

“陈腐，”他说，“这个词不常听人们说。”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朱莉说。

“你的故事也很悲伤。”我说。

“其实我的只是有些荒谬。那你问他是否还爱她了吗？”

“问了也白问，”我说，“他把我带去给她看，我是他明智的选择，是他喜欢的女人。我无法忍受，无法忍受，这太没有尊严了。我变得极其敏感、抑郁。我跟他说，他并不是真的爱我。这就够了，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当面说他。”

我们在一座离公路不远的乡村教堂前停下车。

“听了这么多不幸的故事，我们可以在这儿抚慰一下心灵，趁周日晚高峰还没到。”道格拉斯说。

我们先在墓地转了转，看那些年代久远的墓碑，大声读出逝者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看到一小段碑文，大声念出来：

“久罹病痛，医者无策，

上帝怜悯，赐其安乐，

唤其归去，永无苦痛。”

“唤其归去，”我说，“听着真好。”

然后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一道阴影，一阵内疚。在长眠于此的生命道出的真理之中，我听到了自己愚蠢的声音。生命沉入地下，像一层层组织烂去，像叶子变黑，然后归于泥土，曾经的痛苦和贫困都已烟消云散。他们会觉得我们多么奇怪，多么放纵，多么罪过啊——三个已经步入中年的人，还在爱与性中纠缠不休。

教堂的门没锁。朱莉说他们真是太相信大家了，哪怕本应该一直开放的圣公会教堂，现在也常常是大门紧锁，以防有人故意搞破坏。她说没想到，主教管辖的教区竟然允许教堂就这么开着。

“你怎么知道这是主教管辖的教区？”道格拉斯说。

“我父亲是牧师。你猜不到吧？”

教堂里面比外面还冷。朱莉走在前面，看着荣誉名册和墙上的纪念匾。我站在最后一排长椅后，看着前面的一排脚凳，人们可以跪在那上面做祷告。每个脚凳上都铺着不同图案的绣花垫子。

道格拉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不是肩头，而是肩胛骨。就算这时朱莉转过身来，也不会看到。他的手一路向下滑过我的背，落在我的腰上，轻轻地捏了捏我的肋骨。然后他从我身后绕过去，沿着外侧过道走到前面，准备跟朱莉解释些什么。朱莉正试着读一扇彩色玻璃窗上的拉丁文。

一个脚凳垫上的图案是圣乔治十字，另一个是圣安德鲁十字。

无论讲故事的时候还是讲完之后，我都没有期待道格拉斯说什么，没想过他会告诉我，我做得是对还是错。我听到他在翻译，朱莉在大笑，但是我不能参与其中。我突然变得不知所措——被一个关于自己的真相（或至少是一个事实）给难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仅仅是那么一捏，没有任何意义，就可以劝告我，安慰我，悬而未决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就会一直专注于了解他，一直躲在暗处，猜他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

另一个脚凳垫上是蓝色背景下的一只鸽子，鸽子嘴里衔着橄榄枝；一个上面是一盏灯，笔直的金线代表绚烂的灯光；还有一个上面是一朵白百合，不，是一株延龄草。我一发现这个，就叫道格拉斯和朱莉过来看。我很高兴，在这些古老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案中，竟然能看到这种象征家庭生活的植物。我想从那时开始我变得高兴起来，实际上我们三个人都高兴起来，仿佛我们秘密地拥有了彼此，发现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希望之泉。道格拉斯停下来加油时，我和朱莉看到了他的信用卡。我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说不想回多伦多了，要一起跑到新斯科舍，靠这些信用卡生活。如果银行追债，我们就躲起来，隐姓埋名，做些卑微的工作。我和朱莉可以去酒吧当服务员，道格拉斯可以去捕龙虾，那样我们就都欢欢喜喜的了。

家有来客

米尔德丽德走进厨房，看了一下表：差五分两点。她还以为至少两点半了呢。威尔弗雷德穿过杂物间，从后面来到厨房，说道：“你不出去陪陪她们吗？”

威尔弗雷德的哥哥叫艾伯特，嫂子叫格蕾丝。这会儿，格蕾丝正和她妹妹薇拉坐在车棚的阴凉处编织蕾丝桌布，艾伯特则在房子后面的菜地旁坐着。威尔弗雷德在地里种了些豆子、西红柿和黄瓜，每隔半小时他就去看一下哪些西红柿熟得可以摘了。他把半熟的摘下来，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彼此分开，这样西红柿就不会长虫子了。

“我刚才陪着她们来着。”米尔德丽德说。她接了一杯水，喝完后说道：“也许我可以开车带她们出去兜兜风。”

“这个主意不错。”

“艾伯特怎么样了？”

艾伯特来了一天了，差不多一直躺着。这可是他们来做客的第一天。

“不知道呢。”

“我想他要是病了，一定会说的。”

“问题就在这儿，”威尔弗雷德说道，“他就是不肯说。”

这是三十多年来威尔弗雷德第一次和哥哥见面。

威尔弗雷德和米尔德丽德都退休了。他们的房子很小，两个人的块头却不小，好在住着还算舒服。厨房比过道宽不了多少，卫生间是普通大小的；两个卧室都是放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橱就满了；客厅里有张长沙发，沙发前五英尺的地方有台大电视；沙发和电视之间是一张棺材大小的矮桌；前廊也很小，外面装了玻璃。

米尔德丽德在前廊上支起一张桌子，用来吃饭。平时她和威尔弗雷德都是在厨房窗台下的桌子上吃。要是两个人中有一个起身走动，另一个就得坐着不动。房子里绝对住不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