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抚摸着他的胡须，说我们一定会玩得非常痛快。

因为胡里森的热情支持，各个渠道突然之间畅通无阻，不久关于我们的消息就登在了《斯堪的纳维亚新闻》上。次日清晨，我在海员之家的小斗室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楼下的电话也不停找我，我们和胡里森谈话的当天夜里就走到城里的高级住宅区，敲响了一个单元的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衣着华丽脚穿漆皮拖鞋的年轻人，他在蓝色西服外罩了一件丝绸睡衣。他首先为自己的身体不适表示歉意，并且用一张洒了香水的手帕遮在了鼻子下面。但我们知道这人在战时因战功显赫而闻名美国。在场的除了我们这位身体单薄的主人，还有两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记者，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敏捷。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个很能干的通讯记者。

主人一边呷着上等威士忌一边说，他对我们的探险很感兴趣。他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筹集资金，但是要求我们回来以后在报上发表文章并巡回演讲。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并为我们的合作干杯。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彻底解决了。我与赫尔曼立即开始招募队员，准备工具装备，建造木筏，打算赶在飓风季节到来以前出发。

次日，赫尔曼辞掉工作，我们努力地干了起来，空军物资部研究实验室答应送给我们需要的全部东西，还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给我们很多物资。他们认为，我们这次探险是试验他们装备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有了良好的开端。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寻四个愿意和我们一道乘木筏航行的适当人选，并且为旅途弄到供给。

我的伙伴们：画家及破坏专家

几个人共乘一只木筏横渡，人选绝不能马虎了事，否则孤孤单单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就可能出现问题和麻烦。我也不愿在完成这次航行后，被人说成是我们之所以能横渡大洋是由于我们比古代秘鲁的木筏建造者更精通航海。不过，我们至少需要一位能使用六分仪和能在海图上标出航程的人，以便能作为我们所有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画家。”我告诉赫尔曼，“他彪悍魁伟会弹吉它，很风趣。他在成家立业拿起画笔和调色板之前，上过航海学校并绕地球航行几周。我们从小就认识，在家时我常和他到山上野营，我写信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听起来这人很合适，”赫尔曼点点头，“我们还要一个无线电报务员。”

“无线电！”我大吃一惊，“我们要它干吗？史前木筏上摆一个无线电台算怎么回事。”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只要我们不发求救信号，它就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理论。我们需要它发送天气预报和其他报告。它并不能接收到风暴警报，因为大洋那一部分没有预报，就算有，对于我们这些乘坐木筏的人也没任何作用。”

虽然我有种种理由，最终还是赫尔曼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我反对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只是不喜欢按钮和开关。

“巧的是，”我说，“我真的认识几个很精于用小型无线电进行远距离联络的人。战时我也学过无线电，物尽其用嘛。不过我必须给克那特?豪格兰和托斯坦?雷阿比写封信。”

“你认识他俩？”

“当然。我是1944年初识克那特的。他由于参加过阻止德国获得原子弹的伞兵行动。英国授过勋章给他；你知道，他曾是破坏吕堪重水储备行动的无线电报务员。我遇到他时，他正好从挪威执行另外的任务回来，因为盖世太保查出了他安放在奥斯陆一家妇产医院烟囱里的秘密电台。纳粹们用测向仪器找到了他，把整个大楼包围了，每扇门前都架了机枪。盖世太保头子菲墨尔亲临现场等着抬克那特下楼。哪知抬下来却是他自己的人。克那特用手枪在阁楼上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打到地窖，又从那里打进后院，然后翻墙溜掉了，在他身后枪弹密集。我是在一座英国古堡里的秘密电台碰见他的，他正组织挪威沦陷区一百多家发射台的秘密联络工作。

“当时我才接受完伞兵训练，我们一起降落在奥斯陆附近的芬马克。正在此时，俄军开进了基尔克内斯地区，一支挪威分遣小队被从苏格兰派往芬马克接替所有俄军的战斗任务。我也被派到那儿。在芬马克我遇到了托斯坦。

“那种高纬度地带的冬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极冬天。头顶的夜空闪烁着北极星，不分昼夜全是漆黑一片。我们来到芬马克被烧毁的地区，那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瓦砾，一个满头金色乱发蓝眼睛的乐天派，从山上的棚屋爬出来，他的脸冻得发紫，穿一身皮衣。这就是托斯坦?雷阿比。最初他逃到英国，在那里接受了特殊训练，然后被偷偷运到挪威的特罗姆塞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带着一部发报机藏在靠近战舰‘蒂尔匹兹’号一带，他连续数月每天向英国发报，报告舰上的一举一动。他把秘密电台接在了一个德国军官架的接收天线上，每天晚上发报。正是由于他定时发报引导英国的轰炸机，才把‘蒂尔匹兹’号轰掉了。

“托斯坦逃往瑞典，再由瑞典渡海回英国，然后带着一部新的发报机跳伞降落到德军战地后方的芬马克荒原上。德军撤退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我们的后方，于是从藏身处出来，用他的小无线电发报机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机被地雷炸掉了。我打赌克那特和托斯坦早就在家待烦了，他们一定会乐于乘木筏航海。”

“那么写信邀请他们。”赫尔曼建议。

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