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都不是那么确定，但“我就是我”，这一点确定无疑。当明白了这些，“我”已经很满足了，不再想什么新的造人计划了——那种有自己的感受，同时还能感应别人心理的人，看来是造不出来的。

如果《新约书》真是一篇小说就好了。我就不会愚蠢地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但诺奇克的这篇东西太哲学化了，我不得不仍把它看作一种逻辑演绎。

也许每个人都曾在潜意识中希望自己是上帝，或者无所不能的某个实体。但没有谁会像诺奇克那样，在故事里赋予上帝一项人的能力，那就是理性。上帝因其全知全能，根本不需要这玩意儿。而诺奇克所干的，相当于在完美程序中嵌入了病毒，运转不正常就成了必然。但是，哲学家是想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吗？不是。他只是非常谨慎地证明，上帝若有理性则就不是全知全能，人若无理性则近乎疯狂。人不是上帝。其证据是，人需要理性。

一个人是不可能感应别人的心理的。我们只能通过对方的行为，运用理性推断彼此的心理。而理性，作为人而非上帝的属性，限制着人的作为。它必然是谦逊的、审慎的，并使人能够警惕到，当你说“你的痛苦，我感同身受”时，也许包含着骄横与轻佻的成分；当你说“你们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时，就肯定包含着骄横与轻佻的成分；当你说“纵做鬼，也幸福”时，其骄横与轻佻，已近疯狂了。

近段时日，读诺奇克让人清醒不少。他的书可当作一种理性的劝告，至于是否“含泪”，就不作矫情的臆测了。

毕竟是书生

数年前在北大朗润园拜见汤一介先生，谈话间说到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彼时周先生去世已三年，而季先生刚入院疗养。谈及两位师友，汤先生颇有感触。其中他引周先生的一句话来评价老一代知识分子，我一直记得前半截：“毕竟是书生”。

季先生之西去可谓哀荣备至，很自然地我又联想起了周先生。季先生的学术如何，成就如何，多少人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大家就像天桥的看客，专拣惊人的讲——“学贯中西”是一定要的，所谓精通多门语言也是“硬指标”。季先生当然了得，精通12门语言（不知这结论如何得出），读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新版的随笔集《书生本色》（北京大学出版社），才知周先生也不遑多让，少说也会七八门。他在哈佛呆了七年，不仅拿了博士，还做了两年日文教员。七年之中通了七门语言，英文、日文纯熟不必言，梵文也已达“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德文、法文流畅，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

当年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