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启示：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研究中国人的身体呢？除了四环素，血吸虫、肺结核，还有现在触目惊心的矽肺病，在这方面实际上有更现成的资料和数据可资利用，毕竟我们的医疗实践、公共卫生系统和医学统计学，特别是我们的现实都不是一张白纸。

当然，所谓时代之病，往往不过是后人回望的结果以及反思，当时当刻谁又能了然于胸呢？我想起上世纪20年代的诗句：“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20世纪的名花！”（《笔立山头展望》）郭沫若所抒发的激情是何等阳光，何等惠特曼啊。他哪里知道，有那么一天，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竟会“满口雌黄”呢？

文学跑题

听一个影视行当的“金牌”编剧讲：“只有傻瓜才会去改编《红楼梦》。”大概意思的话王朔也说过。王朔曾经想写本与《红楼梦》一争高低的书，至今还没成功，但他的确特别崇拜《红楼梦》。不过那个编剧讲得很实在，也并非想学王朔，他只是从多年影视创作的经验得出了这个结论。

一流的文学作品要拍出一流的电影电视很难，基本上不可能。这一点似乎无须证明。相反，二流的小说倒常常拍出一流的影视作品。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那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老实讲史蒂芬·金的原著真是不怎么样。像同年挤掉《肖申克的救赎》拿到奥斯卡小金人的《阿甘正传》，其原著在当时也被批得体无完肤。一个评论家说，在温斯顿·格鲁姆（Winston Groom）的小说里，阿甘不过是一个讽刺卡通，“当小说企图以人性的悲剧来感动我们时，就开始荒腔走板了”。这话要是让阿甘的观众们听见还不恼死？国内的作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算得上杰作，可是一到电视剧中就立刻连跌数级，相当不堪。当一个白白净净的卷发“孙少平”出现在电视里，你必会为逝去的路遥不值。

将影视转换成文字则是时下流行的营销方式，国内好多电视剧都和小说套着发行。我曾经翻过几本，那叫小说真是难为了汉字。我也读过岩井俊二的小说《情书》，和他的同名电影相比，怎一个烂字了得。

文学与影视的艰难转换大概是彼此不同的性质所决定的。前者与读者的共鸣靠的是想象力，而后者更强调观众的感受力，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却有天壤之别。也许，二流小说有某些恰好符合影视要求的要素亦未可知。比如节奏，比如单纯，再比如通俗。

毛姆的小说是比较通俗的。可前不久上映的电影《面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照样一塌糊涂。用“改编”二字简直是高抬了编剧，毋宁说那是彻头彻尾的“阉割”。在电影里，“面纱”之后是俗套的爱情故事。而在毛姆那里，揭开“面纱”，本是为了暴露中产阶级的虚荣以及宗教的虚伪。

讲到毛姆的例子，似乎已经跑了题，那就干脆跑远点。好小说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电视，好的小说家最好也要远离荧屏。把当下炒得最热的国内小说排排序，我觉得李锐的小说《太平风物》倒是很值得改编成影视。如果能上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做成一系列栏目剧，天天播，年年放，铸成一口警世钟，说不定能为降低犯罪率做出一些贡献呢。

说到底，我在这里讨论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转换多少有些抒情了。

文学的势利观

擅长细致观察的女人总是让男人不安。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评价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她想要解释、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对她来说，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席勒给这位夫人下的结论是：“对于我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她甚至连一点起码的感觉也没有。”

如此评论女人是过于粗鲁了，放在当下更是政治不正确。不过如果将席勒的评论对象转换为另外的事物，却令我有一番别样的认识。

所谓模糊不清的东西，很难加以不那么模糊的定义。清少纳言曾经列过一个给她带来模糊感觉的事物清单：老鼠窝、早上起来迟迟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着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热天长久不曾洗澡的人、旧敝的衣服……我想，这些东西一定触碰到她内心的某个界线，让她感到不安。在那个界线的里面，定然包裹着某个核心。一旦它受到损害，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至让文学意义上的清少纳言不复存在。

我曾经想用“洁癖”来形容清少纳言式的文学观，却有人一语道破了实质：“清少纳言是一个势利的人。”（《阅读日记》，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确，唯有势利二字，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清少纳言。其实，席勒对那位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的评语里面，不也隐含着这个意思吗？“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对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拒斥，正是势利的内在含义。

作为日本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平安王朝宫廷女官的势利是否已融入日本人的血脉？答案也有人早已给出。1959年，哲学家科耶夫在访问日本后就断定，日本社会展示了另一种世界历史的选择，一种甚至可以超越美国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因为日本人为人类发明了一种民主的势利观（snobbism）。这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化与美国化的混合体。在这种观念下，武士道传统得以彻底地去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