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茶道、俳句、剑道等各种“高贵而优美”的事物营构的精致美学中嬉戏，同时不妨碍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也不妨碍官僚体制有条不紊地运行。

到了1968年，再度访问日本的科耶夫发现民主的势利观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随后的演讲中他说：“日本是唯利是图的象征。800万日本人就是800万势利小人。”

并非只有日本才有势利小人。在我的经验范围内，800万恐怕是个小数目。势利的美国人口中常常用”loser（失败者）”互相谩骂，我也看见不少在美国混过几年的中国人用“loser”指代乞丐、流浪汉、没有晚礼服的作家、40岁还单身的女人和娶了相貌丑陋的亚裔女子为妻的白人老年男子。不久前，某商人对导演贾樟柯的指责，就可以视为中国式势利观的典型。但是，除了日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中，势利从未曾取得正当的地位。所以，我们能看到《汤姆·索亚历险记》，能看到《笑面人》《雾都孤儿》《阿Q正传》《许三观卖血记》，一直到最近的《船讯》。那些卑微的、始终要面对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之命运的小人物，仍然是文学的主角。

可是，文学始终面临着势利的侵袭。与那些令她烦扰的事物相对，清少纳言曾经将“优美的事物”列了一个清单：瘦长而潇洒的贵公子穿着直衣的身段；可爱的童女，特地不穿那裙子，只穿了一件开缝很多的汗衫，挂着香袋，带子拖得长长的，在勾栏旁边，用扇子遮住脸站着的样子；年轻貌美的女人，将夏天的帷帐下端搭在帐竿上，穿着白绫单衣，外罩浅蓝的薄罗衣，在那里习字……丝弦装订得很好看的薄纸本子、长须笼里插着五叶的松树……“在勾栏旁，有很可爱的猫，带着红脖绳，挂有白色铭牌，拖着索子，且走且玩耍，也是很优美的”。细心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字与安妮宝贝的《莲花》做个比较，后者那种“白色亚麻衬衣”在门缝里转瞬即逝的调子不是也很“优美”么？

外省习气

法国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巴黎人，一种叫外省人（prov-ince）。这还是略显客观的分类。换作一个老巴黎人，多半会轻蔑地说：“出了巴黎就是沙漠”。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经分析过法国这种奇特的割裂现象。他说，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和巴黎差不多，但很难想象它们足以决定大不列颠或美利坚的命运。而巴黎呢？以前它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它却一跃成为法国本身。实因为巴黎抽走了大部分法国的显贵、商人以及才智之士，帝国的菁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