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春天”的中法诗会。在这个季节里，中法诗人们的相聚颇有意味。可惜的是，本由法国驻华使馆组织的诗会，却因承办方的问题，显得拖沓杂乱。诗会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诗人的双语朗诵交流才正式开始。诗人尚未上台，承办商、赞助商、与会各机构对自己的长篇歌颂已让大家情绪低落。台下，何小竹轻声对我说：“诗人就像这会场里的彩色气球。”法国请了本国演员来朗诵雅克·达拉斯的作品，而中国诗人自己上台朗诵则让主持人有些惭愧。他竟然说：“希望我们的诗人以后也能请中国演员来朗诵。”搞得诗人们面面相觑。不等诗会结束，我们和柏桦就一起打车离开了。

不过那天的诗会也非毫无乐趣，大家权当是一次难得的大聚会，晒晒太阳，看看四周的花草，正在结实的樱桃。难得见到柏桦、韩东，更难得的是见到了小安。她的诗歌看似干净自在，却让人心隐隐作痛。上一次见到她，是三年前的白夜诗会。如今能坐在石榴树下一起喝茶聊天，当然高兴。说话间，小安吐了一个烟圈，扬了扬下颌，说：“我们那儿的环境比这儿还舒服，”她仍在精神病院做护士，“病人们现在过得好哦，结果好像我才是病人。”大家都笑。

我记得小安只出过一本诗集，叫《种烟叶的女人》。那已是六年前。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做最明亮的那一个人/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啊/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站高一些》）她对医院的描述让我想起洛威尔、普拉斯和塞克斯顿在麦克连（McLean,《雅致的精神病院》）的故事。在我看来，自白派诗歌因为过分强调内心与现实的割裂，反而与现实发生强烈的胶着，有如沥青一般。而小安多了一份浑然不觉的轻松，不觉得内心与现实的割裂，也不觉得身份与身份之间的转换有多么困难，反倒使自己的诗进入更高妙的境界。遗憾的是，评论家往往出于智性上的懒惰，将小安置于“非非主义”的序列中进行讨论，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当然，小安自己仍然浑然不觉，乐于处在这样的边缘。

由小安再想到这次诗会。本应是诗人的活动，为什么主角却另有其人？连自己上台朗诵也被人质疑？诗人为什么情愿处在任何事情的边缘？一时间得不出答案。

还记得当阳光西斜，茶水寡淡，有朋友去会场外买了些熟食卤肉回来。饥肠辘辘的诗人们围了过来，在春天。

病红楼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据说年中上市，对此我谈不上多少兴趣。自从新版人物造型出炉，有人就把剧目改成了《红雷梦》。我虽觉得“雷”字用得太滥过俗，但不得不承认，就那数张莫名的剧照而言，这评价相当妥帖。可是你想想，旧版《红楼梦》的艺术顾问是谁？王朝闻、沈从文、曹禺、启功、周汝昌、杨宪益等。新版的呢？名单记不住，所以，千万别较真。

然后就看见新剧组的人出来四处广告了，说旧版红楼虽然精美，我们的新版那可是“精美绝伦”。我当然秉持不当真的原则未予理会，直到有一天凑巧看见电视里重播《红楼梦》才明白，人家说出“绝伦”二字并非仅仅出于勇气。

电视上播放的正是书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待查夜的林之孝家的教训完了，一转身，宝玉就四处张罗着要在怡红院里搞派对。先是跟芳官、晴雯一并丫头划拳斗酒，兴致愈发高昂，邀来群芳齐聚。黛玉、宝钗、湘云、探春、李纨、香菱等等，围桌而坐，摇签筒掷骰子唱曲儿占花名，好不热闹。镜头一摇，恰是湘云抽到“香梦沉酣”四字。当黛玉打趣她醉卧海棠之事，引得众人大笑，我才觉得画面有些不美好。联想到先前湘云在酒席上以鸭头取笑丫头一节，再一琢磨，发现问题多出在众人的牙齿上。寻常举止看不出来，大家张嘴一笑，毛病全暴露了。

怎么会这样？年岁稍长的人都知道，四环素害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消炎的首选药，四环素广泛运用于临床。结果就如电视上所见，到了八十年代，吃四环素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让红楼人物患上了时代病。

这可不是什么隐喻，而是真正的时代病。其实，哪是牙齿色泽暗黄釉质受损那么简单，如果能有某种方法让我们去透视宝黛们的骨骼，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服用四环素，他们的骨骼发育迟缓甚至过早停滞，表面同样色素沉积。

然而如今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一事实呢？掐指算来，“四环素一代”的年龄现在大约在45岁左右，他们的身体与之前的知青一代，与之后的改革一代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被人遗忘的有趣问题。回想自己的阅读经验（当然很有限），好像真没有。关于中国人的身体叙事，孔飞力的《叫魂》中有所涉及。较近的则是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但是他们的著作都各有侧重，处理的是皇权与社会、中医与西医这类大问题，没有具体而微地去关注“身体”，或者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时代之病”。

在前不久出版的《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里，金观涛和刘青峰引入了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那就是利用电脑数据库，使用统计学的手段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过程。这给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