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地要求受众具有特定的心理结构，从而更好地接受训诫、教诲和命令。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冯·赖特就承认，他的老师培养了一批毫无成就的模仿者。牛津哲学家艾耶尔也认为，维特根斯坦用吓唬学生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他没能造就一个真正的哲学流派。（《维特根斯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来想瞎扯一通，不自觉地一本正经了。我似乎真的听见了维特根斯坦的怒斥声。当然，还是粗鲁的格言体：“不要试图拉出比你屁股还高的屎！”（《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埃德蒙兹等著，长春出版社）

枕边书

读大学那时候想得到很多东西。比如食堂里的盐煎肉，周六舞厅里碰见某个漂亮女生，或者高等物理考试的60分，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不过回想当年，那些东西对我的吸引力并不大于一块木板。

我说的木板并非普通木板，进过大学的人估计都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玩意。木板宽不过30厘米左右，长度以恰好可以搁在单人床的两头为准。别看它粗陋，它的用途却是极为广泛的。在女生寝室里，它可能是梳妆台，也可能是照片陈列区。而在男生寝室，它可能是炫耀自己名牌球鞋的最佳展台，也可能什么也不是，只是随意堆放衣物和臭袜子的地方。当然木板的主要用途是书架，书是大家的主要陈列物。这样的木板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的，它的由来谁也说不清，它的去向也没有人道得明。它如此珍贵，又如此罕见，于是它在集体生活中似乎具备了一种其他物品无法替代的特质，成为一种私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模糊象征。某个同学的床上有这样一块木板，他（她）在寝室中的地位不会太低。

我克扣自己的饭菜，不知道用了多少红梅香烟去贿赂高年级的同学，只为了得到一块木板。临到那位同学毕业我也没有拿到手：另一个更愿意下注的竞争对手如愿以偿，他送给主人一把红棉吉他！主人见我垂头丧气，把一个小收音机给了我。但这也不能弥补我的巨大缺憾。我是多么想把我买的那一套精装版的《忏悔录》和《约翰·克利斯多夫》摆上那块木板啊。

尽管我一辈子可能都和那块木板无缘，躺在床上从枕边随时拿到自己想看的书仍然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不像有的人只是到了晚上，才从书架上精心选出一本书来，以便能够读上开篇的几行就迅速入睡。也不像另一些人，拿起书就忘记了时间，一直读书到天亮。我会饶有兴趣地读，然后饶有兴趣地钻进被窝，琢磨书里书外的内容大概半个小时，最后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自古以来，枕边读书都是一件风雅的事情。我身边的不少朋友也有此古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是枕边必备的，《闲情偶寄》或者《围炉夜话》也当得枕边佳品。而我是一个多少有点饥不择食而且邋邋遢遢的人，不少书被我从书房带到客厅，又从客厅带进卧室，最后在我的床边堆积成山。此刻，我枕边胡乱地放着几本书，分别是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安妮·弗朗索瓦的《闲话读书》、拉明·贾汉贝格鲁的《伯林谈话录》、桑塔耶纳的《英伦独语》和《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还有几本围棋书，是藤泽秀行的。本来想就此表扬自己一番，可它们之间如此互不关联，连我自己也很难从中找出联系来。与朋友相比，我实在是一个性情急躁，用心不专的人。

震中书

地动山摇时正在书房午休，第一反应是遇上非法拆迁了，很快明白不是。地面剧烈晃动，人几乎无法站立。靠墙的书架哗哗作响，以前两个人都难搬动的书桌从墙角滑向房间中央，桌子上堆积的书倒了一地。我和西门媚赶忙扶着墙勉力跑到楼下客厅，躲在餐桌之下。待强震稍歇，我们急忙冲出楼外，看见花园里已经站满了人。

在慌乱的小区道路上无意义地走了几分钟，我们决定返回楼上收拾东西。除了衣物、身份证和钱，最重要的是电脑里的文档。幸好以前有备份。两个背包装好，西门媚顺手将照相机塞进包里，我则回到楼上书房，想带几本书在身上。

满地的书来不及仔细翻检，就拿了两本。一本是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另一本是杜威的《人的问题》，都是我近来写作需要的书。

那天上午十点过我从亚马逊订的书送到。送书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建议我以后买书最好选择网上付款，这样他就不用爬九十五级台阶送货上门，只需放在楼下门卫处即可。我则打趣他说今后要专为苦恼的送货者架设电梯。两人哈哈大笑。送来的书中有卡尔·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论集》，当时翻了一下，还放在靠门的餐桌上。从书房下楼来也顺手带上。

我们背着包回到街上，讨论了一番去处，决定去附近一个小广场。那里比较空旷，周围房子也不高，还有一家我们经常光顾的小酒吧。我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14点36分。

来到广场，碰到诗人何小竹。地震前他家里停电，只好去附近一家茶楼写作。地震来临，他抱着笔记本跑到了广场上。这时通讯完全中断，他急着回家看看。我们从小酒吧搬出几把桌椅，坐在广场上。下意识地掏出了《文化社会学论集》，读了两页，一句话也没有弄明白。我的精神状况，恐怕雅斯贝尔斯没有分析。我的问题，估计杜威也没有分析。但就像西门媚说的那样：“这时候，我有些相信神灵了。”

书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