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看不进去的了。事实上两天后我才算真正看了几行字。那是一本叫《夜行列车》的侦探小说，厄普代克曾经批评的“失败之作”。他还批评小说作者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缺乏人文关怀。老实说，我只想读一个简单的故事，没有想得到那么多。可看到后面，作家的意图就越来越凶险了：人类在宇宙中有何位置可言？

对于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十分可疑。

那天本是一个有些闷热的天气，忽然起风转凉。到了晚上更是凉意袭人。一些人围坐过来，听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的建筑设计师普及地震知识。年轻的大师眉飞色舞，唯一有些担心的是自己在彭州的一个项目。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更是快活地穿梭，只因为第二天不用上课——读书对他们来说算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内心悄悄地还是祈祷了。

旁观者

在爱因斯坦的眼里，伯林是“上帝这个巨大但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场里”的十分明智的“旁观者。”这究竟是赞誉还是贬损？恐怕连伯林自己也拿捏不准。但从他年届六旬忽然热衷于承建和管理牛津大学一所新学院的事实来看，他内心的确对爱因斯坦的评价相当在意——证明自己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从而摆脱“旁观者”的角色，大概是有些人不可言说的渴望。

新学院沃尔夫森的创立对伯林个人意义重大，可时至今日我的感受和当年他的朋友们没什么区别。一个哲学家写信给伯林抱怨道：“一想到你将把自己出众的才华和时间浪费在召开学院会议和担任各种委员会委员上，我就不寒而栗。”在那段时间里，伯林的学术创造力的确降低了，收录在《反潮流》中的《乔治·索雷尔》算是期间为数不多的重头文章。有趣的是索雷尔这个行动至上论的鼓吹者，满脑子“反抗”“暴力”“从肉体上取消反动分子”的人，一生高喊“让知识分子见鬼去吧！”的口号，事实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用伯林的话讲，是一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住在宁静的塞纳河畔，每周四乘着有轨电车去参加聚会，最终被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债券搞到破产贫困而死——那里的革命和他的思想可能有些关系。

为什么旁观者的角色让有些人恐惧而力图摆脱呢？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说，那是因为“旁观者没有个人历史可言”。他进一步说，旁观者连观众都算不上，只是站在舞台侧面观察情形的消防队员：在以前，一些剧院须在后台有两个消防队员坐镇才可开始演出。这真是具有手术刀一般质感的解释，以此理解伯林的选择，准确而疼痛。而伯林通过新建学院的方式改变旁观者的角色的确是十分明智的，这比不少哲学家通过政治实践改变角色的方式风险小，并且有实绩。

不过我不认为旁观者这个角色有什么可尴尬的。在现在资本嚣张、资源匮乏、资讯泛滥的“三资”时代，做一个旁观者是荣耀的，至少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是环保的，还可以用“不跟你玩儿”的态度超脱于权力游戏。在这点上，杜尚有比较完整的“旁观者”理论。在《杜尚访谈录》中他讲过，他一生所回避的就是上台成为一个演员。他有一句名言：“这里没有解决，因为这里没有问题。”这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法文版。杜尚甚至说，他“羞于使用创造这个词”，言下之意，世界这个舞台上演员太多了，而旁观者少。他不是哲学家，却堪称智者。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普吕东评价杜尚是20世纪最有才智的人，同时，“对多数人而言，也是最扰乱人心的人”。可见旁观者的角色并非可有可无，而往往让人寝食难安。想到这点，我倒有些幸灾乐祸了。

科耶夫式喜剧

1938年，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刚移民美国没多久就要回欧洲呆上六周，于是到移民局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移民局的办事员在查看了他的退税记录后说：“去年你只赚了1800美元，太少了。我猜你的工作能力不错，一定有大学学位，没准还会几国语言。如果你愿意到移民局来工作，包管薪水高出五成。”他转身拿出一张应聘表格让德鲁克填，说：“如果你现在填了，我的上司立马可以签字。我们俩以前是合伙开鞋店的，后来银行倒闭，鞋店也随之关了门。等你从欧洲回来，这儿就有一份新工作等着你。”

德鲁克认为这就是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特点：关爱陌生人，并勇于伸出援手，哪怕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在回忆录《旁观者》中，特别是第三部分《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里，他用了不少的笔墨来描绘那种看来已经不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

回忆使德鲁克笔下的美国多少带有牧歌的色彩，或许读一读《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可以把人从甜蜜和感伤中打捞出来。在这本书中，作者周敏提到如今亚裔美国人，尤其华人被冠上的两个称谓，一个叫“名誉白人”，另一个叫“模范少数族裔”。前者明显的政治不正确，而后面一个称号也很尴尬——“华裔美国人”替代“中国佬”固然是进步，但本质上，与这个称谓划等号的“模范少数族裔”，仍然是主流社会强加的刻板形象。想一想的确如此。将刻苦耐劳、家庭团结、克己复礼、不重享受等等貌似准确的评语加诸具体的每一个美国华人都是武断和蛮横的。

另一方面，美国华人的自我定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