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尼古拉·哈特曼跟以前一样，穿上了黑色的礼服和笔挺的裤子，系着“慈父般的白色领带”，冷静地，近乎一板一眼地出现在课堂上。身高一米八二的汉斯·李普斯喜欢站着和人交谈。他朝我们强烈地挥舞着手臂，两只大眼睛仿佛要从他的脑袋上跳下来。而保罗·那托尔普正和到访的泰戈尔在一起，两个长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鹤立鸡群，闪耀着令人折服的光辉。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呢？用伽达默尔评价马克斯·舍勒的话足以恰当地评价他们，这是一代精神率真、销人心魄的人，是一代“在精神上贪得无厌的人。”

除了那些同路人，伽达默尔自己的心路在《哲学生涯》中也颇让人唏嘘。年轻时的伽达默尔恃才傲物，相当狷狂。他自己都还记得，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某本书，他的回答是：“基本上我只读不少于2000年历史的书。”随着岁月的增长，伽达默尔的形象变得温敦而宽厚。与德里达的争论中，他的表现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年龄，我想这种变化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是追求理解，强调和谐的哲学，他的变化大概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他所经历的种种世事也必然参与了性格的塑造。书中“莱比锡”一章尤其生动。在他的笔下，一个哲学家所面临的情景真是奇妙：巨大的学术演讲厅中坐满白发苍苍的听众，其中有一半还戴着助听器。他们的身体齐刷刷地倾向讲台，像一片由聋子耳朵组成的森林。

伽达默尔还写到他飞越战火到伊比利亚半岛讲学的经历。那里和平美好的生活与自己数年惊魂不定的战争岁月在伽达默尔的内心形成了强烈的风暴。他用一个哲学家特有的方式说，自己的内心“有如被世界史抽打”。

尽管在逻辑课上暗讽纳粹“所有的驴子都是灰色的”，但总的来说第三帝国时期的伽达默尔只想逃避纳粹和盖世太保的监视，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动行为。但即便如此，他与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行径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因如此，战争结束后，一身清白的伽达默尔当选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在这所面临俄国人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学里，他竭尽全力维护学术研究自由，不得不经常以威胁辞职的方式为德国学术复兴保全火种。最终当努力成了泡影，他千方百计想回到联邦德国辖下的法兰克福大学。随之而来的是俄国人的报复、拘禁和审问。体面的哲学家不得不交出裤子的背带和腰带以防“畏罪自杀”，不得不靠背诵记忆中所有的诗句打发囹圄时光。在数度真真假假的提审后，伽达默尔被突然释放了。他回忆到：“我感谢了他们，悠然地穿过夜色中的森林步行回家。”

除了那些几近幻灭的日子，生活仍是美好的。在书中，伽达默尔写到一群哲学家朋友到黑森林里野餐，在露营地的篝火旁，海德格尔向他的学生们做了精彩的演讲。伽达默尔一直记得他的开首语：“夜火催人醒……”在伽达默尔的记忆中，哲学家的生活就具有这种肌肤般的质感。这团夜火可能是心智蒙昧如我者很难体会的。我所能做的，无非读一读《哲学生涯》，在书中，陪着哲学家步行回家，穿过夜色中的森林。

伪黎明

电视里正播出上海一场交响音乐会后进行的采访。好几个听众激动地对着镜头说：“感觉我们与世界同步了。”不禁笑出声来。之后看见一份上海杂志的广告语：“读××画报，与世界同步”，又读到上海一家报纸刊登的文章，才意识到这不是玩笑，“与世界同步”的观念已进入人们的意识深处。在那篇文章里，世界肉类组织的主席摩尔先生表示，中国猪肉价格上涨并不特殊，因为是与世界同步的。

简单一句“与世界同步”，让我颇多疑惑。首先是世界在哪里的问题。因为从人们的表述看，世界肯定不包括上海，甚至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实体，但恕我短视，这个“世界”我没有看到。至于所谓“同步”问题，更是有点玄乎。既不退步，也不抢步，还不错步，一定要“同步”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标准的步伐由谁规定？如此“与世界同步”，只可用激动人心的荒唐来形容。

近来读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伪黎明》才明白“世界”原来不是一个星球，而是一个正在塑造过程中的乌托邦。而所谓“与世界同步”更像一份全球性的政治纲领。简言之，它的学术定义叫全球自由市场。在书中，格雷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以英美自由市场为模式推广的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并不能通过促进繁荣增进自由主义价值，相反，它会导致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在产生新贵的同时还产生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考虑到约翰·格雷本人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我不至于将他误判为“新马”——他是伯林最好的学生之一，曾经著有《以赛亚·伯林》《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同时考虑到他惊人的前瞻性——这本初版于1998年春季即饱受各个政治派别攻击的书早就预见到9·11的可能，使我对他在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上所持的左派观点将信将疑。

一个精通劳动法的律师朋友不久前刚考察了深圳一家手机工厂，回来后问我：“你知道人工成本在一部手机的制造成本中占多大的比例吗？”我认真想了想说：“百分之三。”她说：“百分之三？千分之三！”

要知道，这微薄的千分之三是在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