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的。约翰·格雷在《伪黎明》里提醒人们，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一样，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二者也都是启蒙纲领的变种。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伤亡者缺乏同情”。不得不承认，我对格雷的将信将疑变得很可笑了。

在《世界历史沉思录》里，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的历史学良师）说，“现代”这个词成为进步的同义词，体现的不过是人们的狂妄。而“在评价这个所谓进步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理应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尺”。我在想，那可怜的千分之三是否可以换得千分之三的安全感？抑或千分之三的时代进步？

当人们骄傲地描绘“与世界同步”的黎明时，就想想那千分之三的意义吧。

花花公子与哲学

一个法国音乐家在中国偶然听见一首旋律柔美的歌曲，就向周围的中国朋友打听歌词内容。朋友告诉他，那是KTV的中年男女最爱点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心雨》。歌中唱道：“因为明天你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法国人大为惊讶，感叹现在的中国人性观念竟已开放如斯。

不得不说，这个法国人的惊讶有些夸张了。他肯定没有读过尼古劳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的《海德堡岁月》。在此书的尾声处，多少有些沾沾自喜地，桑巴特讲到他准备动身前往巴黎时，一个迷人的小护士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温柔并果断”地来与他缠绵一晚的故事。也就是说，早在1951年，《心雨》中的男主角已经装扮成一个哲学家，乘着开往巴黎的火车进入了法国。

不论桑巴特算不算得上一个哲学家，他在《海德堡岁月》里倒是谈论到一些哲学问题，也谈论到当时欧洲为数不多的几个健在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雅斯贝尔斯、克罗齐、施米特。但明显地，他更乐意谈论女人，哪怕是克罗齐那四个丑陋的女儿。

这让我想起亚历山大·科耶夫。不清楚是不是伯林首先给了科耶夫花花公子的头衔，但他如此定义他的哲学家朋友时并不掩饰对这种花花公子气质的羡慕。相反，科耶夫“才气焕发地调侃各种观点”的能力，以及“容易耽于幻想”的性格，恰恰吸引了伯林，也吸引着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这些人。如果说桑巴特的花花公子形象从哲学意义上审视价值难断的话，那么科耶夫的花花公子气质则具有某种致命的魔力。他既让聪明的伯林佩服，也让孤傲的施特劳斯倾心，更让暴戾的施米特寝食难安。他的《黑格尔导读》“戏剧性地决定了20世纪法国知识界的风景线”，他还隐秘地确立了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