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后，出于恐惧，她做了两侧乳腺切除手术。而另一位叫Ellen Macke的女士在知道自己家族曾经有四个女性成员在30多岁到40多岁时患上乳腺癌后，同样是预防性的，她切除了乳腺、卵巢和子宫。“斩草除根”本是不分东西的文化传统，我并没有对上述两位女士的行为有任何批评的意思。还是同一个问题，就现在来看，所谓科学，正在干些什么？

读到这两个故事，我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克隆人之类的争论失去了兴趣。有人说，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了三大社会问题：人口筛查、资源分配和商业化。我觉得这些看似严重的问题都比不上一个怀念自己乳房的女性更让人震撼。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批评了当代文化中企图扩大疾病范畴的倾向。据她的分析，疾病范畴的扩展依赖于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对待。另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我觉得她的分析至少会受到两种人的抨击。一种是心理学家，一种当然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后一种假说事实上已经逐渐被采信。犯罪行为被当作疾病，应受到惩戒的罪犯被当作病人接受诊治和关心，这样的事情屡见报端。

苏珊·桑塔格没有说穿这种倾向背后隐藏的事实，那就是，当代文化中疾病范畴的扩大，实际上就是科学范畴的扩大。我有一种感觉，当代科学比以往更频繁地闯入传统的人文领域，甚至正在逼人文拆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十年里，科学的手中多了一个利器，那就是“基因”。在我看来，某些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普通大众甚至达成了共识，基因的力量如此巨大，已经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

基因是麻烦的，可是基因是不是麻烦的根源，我看不一定。

夜火催人醒

断断续续地在读一本书，伽达默尔的回忆录《哲学生涯》。书中涉及的人物不少，我对他们大多不熟悉，老实说有的甚至没听说过，只好一边读一边在大脑和电脑里“狗哥”，加上《哲学生涯》的翻译也并非无可挑剔，这让我的阅读变得缓慢，时常处于死机状态。

但这些困难值得一一克服，因为《哲学生涯》太独特了。伽达默尔在思想界是无人不晓了：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现代哲学阐释学的鼻祖，战后德国学术重建的领头羊等等，每个身份都颇多故事。对于我等普通读者来讲，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长寿。长寿的哲学家和短命的诗人一样总是魅力无穷。远的像苏格拉底、孔子，近的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伯林，他们伟大的思想与绵长的生命意志交织一体，难分彼此。而伽达默尔生于1900年，活了102岁。他不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覆灭，自己也投身于漫长的学术生涯，与那个时代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思考和生活。这些人里既包括身兼师友的海德格尔，也包括远走异国的列奥·施特劳斯。前者是《哲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角色，而与后者之间的关系，用伽达默尔自己的话讲，他们持续不断的精神交流“可怕地打乱了世界史”。

以“可怕”来形容哲学家的长寿也是恰当的。对于那些致力于哲学突破的人来说，像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长寿一分，则危险必增加一分。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81年。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伽达默尔与当时风头正劲的德里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学术交锋，这是阐释学与解构论的第一次直接论战，也被哲学界称为一场“不可能的对话”。在对话中，德里达指责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对理解的认可犯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错误，而伽达默尔反诘德里达：视理解为不可能的解构论无法面对解构本身同样需要理解的悖论。在我看来，德里达对西方后现代状况的把握可能比伽达默尔准确，但伽达默尔强调的理解与对话更能体现人类的希望。关于这场论战的内容及余波，孙周兴等编辑的《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有详尽的记录。其实，伽达默尔对“一”的尊重与德里达对“多”的强调，恰好可以用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来说明。那一年，伽达默尔81岁，德里达51岁，整整相差了30年。长寿的伽达默尔就像《魔戒》中的树人，双脚在一个世纪的泥土中获得力量，而双手在当代的思潮中搅动。近来读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就不时能听到伽达默尔的声音在回响：“处于传统之内并不限制一个人的认识自由，而是使之成为可能。”

《德法之争》中的伽达默尔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而巴黎交锋的几年后，他还意犹未尽，再度向德里达发出了对话的邀请。他热情地说：“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可见伽达默尔至少在80多岁的时候还有语言上的自信。译者说伽达默尔写《哲学生涯》的时候上了年纪，以75岁的高龄和语言战斗，使得书中充斥着大量佶屈聱牙的复合句。这个说法不大站得住脚。

对于逝去的人们，哲学家的长寿却又是幸事。通过伽达默尔对大半个世纪的回顾，德国一代哲人由枯燥的句读复活为生动的人。海德格尔复活了，黑眼睛小个子，穿着画家乌拜娄德设计的“存在主义制服”，活脱脱一个盛装打扮的德国农民，正在向他的学生们嚷嚷着滑雪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