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本《社会气象学导论》，内容泛泛，并不见六月飞雪的鲜活例子。有趣的是，作者姜海如先生是湖北省气象局的副局长。可见这门学问反倒是政府官员走到了学者前头。

当然也不奇怪。如果是单纯的气象学研究，自然是学者强于官员。若论与“社会”的联系紧密程度，那官员的优势就凸显了，考察历史即可一目了然。那时候所讲的气象不是“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之类的民谚内容，很大程度就类似于社会气象学，所谓天人感应，灾异与人心大有关系。遇到“春霜夏寒”或是“六月飞雪”，官员们得向皇帝报告、解释。如果这类灾异频仍，那就有可能是皇帝“不德”和“肱股不良”导致，皇帝要下罪己诏，而实际的责任当然得由官员们承担。该降级的降级，该免职的免职，弄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在这种压力之下，官员的学问做得好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故此，古时天文气象之学是由皇家指定的机构和官员独占，寻常人不可以研习，也不可以置喙，否则就是挟天自重，蛊惑人心。自晋朝开始到满清，官府禁制不断，若有人违反禁令暗地学习和传播，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大辟之刑。而今时代不同了，社会气象学已非官学，但官员的学问底子厚实，确有历史渊源，非寻常人等可比。

如果说《社会气象学导论》略嫌空泛，那么可以参阅黄一农先生的《社会天文学十讲》。毕竟，天文气象历来密不可分，同属官方垄断的“星气谶纬之学”。黄先生是物理学博士，后又从事天文学研究，再步入社会天文学史领域，学兼文理，成就不凡。他讲述的可谓星空下的中国社会史，其纷繁有趣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我们头顶上的这一片，也关注这片天空之下多姿多彩的社会和人心。

不过，这门社会气象学能不能起到天人和谐的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我们当然想跟老天爷搞好关系，但老天爷的心思谁琢磨得透？

熊彼特的雾航船

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了一幅漫画，标题叫《把脉经济》。画中四个表情严肃的男人围着桌子，面对一堆曼哈顿微缩景观，一筹莫展的样子。每个人物都画得不错，特征抓得准。马克思最抢眼。戴假发的那位印在英钞上，叫亚当·斯密。另两人的模样比较陌生，仔细一看，厚嘴唇是凯恩斯，高额头的是熊彼特——瞧，每当活人解决不了问题，死人的地位就会抬升，无非如此。

从经济的角度看，他们中间“市值”最高的人物无疑是凯恩斯。照眼下的情形，马克思和斯密都显得太极端了。斯密的声望需要“止损”，而马克思呢？就算《资本论》畅销，《蟹工船》大卖，哪里及得上用四万亿做信誉担保的凯恩斯。

不过，这三位的大名仍是焦点，唯有熊彼特不尴不尬，简直成了“多余的人”。我就曾听见有人问，熊彼特是不是一个服装品牌，和泰迪熊是什么关系。

这种多余人的感慨并非我的想象。假如熊彼特在世，他固然会觉得和马克思、斯密坐在一起是一件荣耀的事，但肯定也会局促不安。因为身边坐着的，是与他同一年出生（1883年）的凯恩斯。要知道27年前，同样是《经济学人》，在纪念二人诞辰100周年的专题中，留给他的篇幅尚不到凯恩斯的三分之一。

说起来，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确一时瑜亮——至少熊彼特自己私下里这么认为。他们都是神童式的人物，天才级的学者，然而他们又是如此地不同。凯恩斯过了愉悦、成功和自我实现的一生，相反熊彼特的人生要阴暗得多。

斯基德尔斯基（R.Skidelsky）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一个成功的英雄。“他听见了海妖优美的歌声，但做好了防止触礁的准备，坚守他的才华和世界给他指定的大方向。”（《凯恩斯传》，三联书店）相比之下，我觉得熊彼特的人生就像他未完成的小说标题，是一艘时不时遭遇搁浅和触礁的“雾中之船”。

然而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某人在上世纪初认识熊彼特，他很可能会被这位年轻人的聪慧与乐观吸引——当然，也有可能被他的倨傲与放肆激怒。26岁的熊彼特是奥地利当时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28岁成为同行盛赞的学术传奇，30岁已是学术舞台上风度翩翩的大师。另一方面，他是惯于冷嘲热讽的学术对手，公然揽妓的“维也纳情人”，身着骑术服参加学术会议的教授。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低调行事，他的回答则是左手揽着金发女子，右手挽着黑发女人，坐着一辆豪华的敞篷马车，在维也纳的大道上呼啸来去。（《熊彼特》，斯威德伯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管怎么说，除了幼年丧父，从熊彼特的青年经历里似乎看不到多少阴郁的东西。之后，他短暂而尴尬的从政（出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以及同样短暂而尴尬的从商（担任一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给了他一些挫折。可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大学讲台，回到了充满乐趣的学术道路上来。（《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洛林·艾伦著，吉林出版社）

真正的转折也许是1926年。那一年短短三个月内，母亲、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相继去世，熊彼特的生活几乎彻底被毁。他试图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摆脱痛苦，然而当他的《货币的本质》即将脱稿，凯恩斯的《货币论》早一步出版了，并且与他的货币理论诸多相似。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