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销毁了手稿，其副本直到他去世才由他人编辑出版。

熊彼特想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于是离开欧洲去美国生活。可是他后来写作的《经济周期》差不多遭遇同样的命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再一次抢了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理论完全给晾到了一边，而凯恩斯的学说却颠倒众生。他几乎一手建立了哈佛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可是令熊彼特气结的是，他的得意门生，譬如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等等，纷纷改换门庭成了凯恩斯的信徒。他曾被学生们崇敬地称为“经济学教皇”，却是孤独的教皇——在经济学界，从来没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派存在。熊彼特的心态是如何在与凯恩斯的遭遇中一步步变化的，在最新的熊彼特传记中有细腻的分析。（《熊彼特传》，安奈特·舍尔佛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在熊彼特格外阴郁的后半生中，凯恩斯的确是一块挥不去的乌云。他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表示，那些优秀的青年学子对待凯恩斯的著作过于狂热了，仿佛凯恩斯是他们的真主。1946年，在悼念凯恩斯的文章里熊彼特写道：“他（凯恩斯）个人没有后代，而且他的生活哲学是一种短期哲学。”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强烈而复杂的情绪。

有意思的是，就我所知，以熊彼特为主角的传记类书籍远多于描写凯恩斯的。这是不是说明，相较于像凯恩斯那类“完美”的英雄，文学更偏爱“多余的人”呢？

透明的愚蠢

真诚从何时起才成为一种至高的价值观？没有几个人对此深入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真诚起初并非人人称颂的美德——将东方的情形暂放一边，在欧洲人固有的观念里，真诚并不容易理解，更谈不上神圣，至少五百年前是如此。她没有真善美古老，也不像勇敢、忠诚这些原则那么便于被普通人遵循，人们很难把握住她的本意，在《现实感》一书中，伯林甚至认为她是如此新颖，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都无法被接受。

伯林的观点有些夸张，其实早在13世纪真诚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萌芽。弗里德里希·希尔在《欧洲思想史》中谈到基督教灵性主义各教派的情况时，真诚已是其中重要的成分。法国南部的清洁派、瓦尔登派以及意大利的方济各会，这些在当时的基督教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无不将真诚作为他们信念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过这时候的真诚还是工具性的。一切真诚追求真理、至善、幸福和美的行为值得赞颂，并不意味着真诚本身也具备与真善美相等的价值。

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已经可以将“真诚”单独运用了。他一再地谴责理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