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关贸总协定最早的构架师之一。科耶夫很早就预言了冷战的结束和市场经济的全球统治地位，甚至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但他这些决定性的影响和精准的预言很难讲是出于严肃的哲学思考，还是出于玩笑——也许哲学家的玩笑与真理本就难以区分。

这使得我不断地思考，人们应该如何看待科耶夫这类花花公子型的哲学家呢？是的，科耶夫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他也曾经天真地向斯大林写信进言，虽然没有收到回信。用伯林的话讲，“他大概把自己当成黑格尔而把斯大林当成拿破仑了”。我的意思是，像科耶夫这样威力巨大却又有些玩世不恭的思想巨人，普通如我者，能不能理解他？如果不能理解，又将如何对待他？

在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当地的居民将放逐者全身涂满蜂蜜，让蜜蜂叮咬，最后被蚂蚁吃掉。原因只有一个，那些放逐者是伊壁鸠鲁的信徒，是花花公子哲学家的追随者。今天的人会不会干同样的事情呢？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并非全然是由那些不苟言笑的人所构筑的，伊壁鸠鲁、科耶夫，还有桑巴特，都多多少少参与了世界的构建。因此，这个世界本身就有某种花花公子的气质，某种玩世不恭的特征。也许，这就是世界温暖而非冰冷的原因。

比日食更重要的

"300年一遇”，这是大众媒体上关于日全食的统一口径。虽然有人提醒，一般来说，每年会有不下四五次的日食，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在某天的9点11分仰望天空，在黯淡的天幕下发出兴奋的叫喊。

中国人历来讲究天人感应，西方人大概也有类似的观念。相信日食导致新生儿唇裂，祷告上天自忏其罪或是驱赶吞食太阳的恶魔等等，那是古人的观念。但今天仰望天空的民众，在观念上会有多大的进步，我是有些怀疑的——听说，有人在日食那天许下了世界和平的宏愿，还有不少年轻人在那一刻郑重向女朋友求婚，观念这玩意儿真是耐人琢磨。

黄一农先生就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他说，因为一个主凶的天象，皇帝要下罪己诏，策免三公，有时还要搭上宰相的性命，所谓天文，似乎严肃得很。但同时篡改记录，虚构事实和伪造天象的事情又比比皆是。例如为了营造改朝换代的大好气氛，天文家或史家常常虚造天降祥瑞以附会天命；明明真是“五星聚舍”的大吉兆，若是不符正统评判的关节，则往往隐而不书。（《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可见人的观念虽根深蒂固，却又脆弱不堪。

当然，对于终日低头寻路的大多数人来讲，所谓“观念”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不如借此一刻仰望天空——即便不能唤起一丝有关人与宇宙之间的玄思，也可缓解几分颈椎疾患。

少数执着于观念的人则可借仰望一个人的名字来缓解自己的颈椎病：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一位波兰裔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观念的生产者与澄清者，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刚刚病逝在牛津的一家医院里，终年81岁。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思索的，其核心也可说是一种“天人观念”，就像他的首部专著的标题《个体与无限》。

柯氏不为大众所知，但其著述译成中文的不在少数，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伯格森》《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等书，近年又有《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与魔鬼的谈话》与读者见面，可见知识阶层一直对他颇为关注。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哲学、思想史、文化研究、文学和评论，都有很高的成就。他不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波兰团结工会的顾问和精神偶像。有人这样评价他：“这位启蒙思想的怀疑者，这位在知识上最为严谨的学者，这位所有幻觉的反对者，却在运动中担当了最为浪漫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他是人类希望的唤醒者。”（《悬而未决的时刻》，刘擎著，新星出版社）

在我看来，这句评语不仅说的是柯拉科夫斯基的成就，而且也道出了观念与希望之间的秘密。就像日食那天，糟糕的天气妨碍了奇迹的观看，却不会消磨掉人们的希望。这是最重要的。

天知道

前些日子布宜诺斯艾利斯下了雪，这可是89年来阿根廷首都第一次下雪。不单是阿根廷，南半球的不少国家，像巴西、南非都罕见地下了雪。如此稀罕天气，让当地人惊奇不已。他们纷纷走出家门拍照留念，打打雪战，聊聊全球气候异常的闲话，不过似乎没产生多少感时伤怀的文字，更没听说有人为此忧心如焚。不像北京，前些日子听说也飞了雪，后来又听说不少专家紧张得要命，纷纷出来辟谣。有的说那是水花，有的干脆断然否认，好像下雪的权力已然从老天爷手中下放到了气象局。

不知南北半球是否都归属一个天，也不管这北京六月的雪究竟下了没有，从比较的角度看，老天爷在我们这地界之上表现得心思复杂却是无疑的。看那南半球的雪下得多直白多没遮拦，哪像我们这边捉摸不定众口难辩，甚而还颇有警喻的味道？否则，区区几粒水的结晶体，哪值得人们这般紧张揪心？

当然，如果一场似有却无的雪能推动社会气象学的进步，那就显得出我们这片天的优越性了。据我所知，学界对这门学问的研究甚少，成就也不多。这方面的书太少，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