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上了历史。他们把历史当作一口井，试图从里面打捞出艺术。君特·格拉斯也是这样做的。自《铁皮鼓》之后，《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都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在经历长期的等待和争议后，因为《我的世纪》一书，君特·格拉斯终于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至此，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瑞典科学院称赞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说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瑞典科学院尤其称赞君特·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而当我读完《我的世纪》一书时，我感觉瑞典科学院的那些评委们的评价是客观的。只是，我越来越不清楚艺术和历史的距离应该有多远。

尽管君特·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才华早被世人所熟知，但是他终于还是从小说的帷幕中走了出来，开始直截了当地讲述历史。从这一点看，这位老人现在真正爱的是历史，而不是艺术。也许，他一直都是如此。其他作家想从历史这口井里打捞出艺术，而君特·格拉斯爱的是井本身。他不想打捞什么，而是往井里抛几块石头，听听深井中的回声。正如他在《我的世纪》中国版序言中所说，他的目的就是让“历史发出响声”。

《我的世纪》的体裁很难界定，有人说它是散文集，也有人说它是故事集，我认为《我的世纪》却有着报告文学的某些特征，就像冯骥才的《一百个中国人的十年》。《我的世纪》甚至可以说并非个人创作的成果，倒像是一个由君特·格拉斯本人和米舍尔（他的历史顾问）、诺伊豪斯（他的学术顾问）组成的创作小组的作品。《我的世纪》的各国译本也是在这个小组的亲自指导下翻译的，所以中文版的《我的世纪》有着德文版同样的风格：严谨，甚至刻板。字字斟酌，举轻若重。

正是因为《我的世纪》，我决定继续保持对德国文学的敬意，并且继续缅怀我曾经不小心读到的德国作家——他们为数不多，表情严肃。同时我发誓，再也不提起《德语课》和西格弗里德·伦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不重要，就像《我的世纪》之于我。

刀枪不入

我常常对人说，对死去的人要宽容，对活着的人要严厉。当然，我也可以跟人讲，对死去的人要严厉，对活着的人要宽容。之所以我常常讲的是前面那段话，不是因为它比后面那段话更有道理，只是我先想到了它。

世事芜杂，人们却总想生活得简单。虽然不一定照办，但最好有那么几句话，翻来覆去可以运用，可以宽慰自己的浑浑噩噩。上学那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抄写人生格言，到如今有了自己的格言，也不写在本子上，直接刻在脑子里了。有时候想想，一个人没有几句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语言，其实活着会更艰难。

在某部国产影片中，一群凶神恶煞的团练跟着一个腆着大肚皮的黑脸壮汉，齐声高喊“刀枪不入”，挥舞刀枪冲向红军的阵地。一梭子子弹将壮汉撂倒，众人惊慌四散。导演用了不少菲林来交代这段场景，可能只是觉得精彩，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嘲笑，一种对语言的嘲笑。这种嘲笑像子弹一样滚烫而冷酷。

在蛍因一类的哲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语言以及语言的对象。简要地讲，也就是两类，一种叫“刀枪不入”，一种叫“刀枪”。这两种东西彼此依存，又在历史中制造冲突。在上述那个场景中，信奉“刀枪不入”的壮汉是唯心论者，而显然，善用子弹的红军战士是唯物论者。当然，导演的哲学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但语言有语言的力量。在穿过一条寂静无人的夜巷时，语言能壮胆，这是儿时的经验。长大了，语言可以帮助一个羞涩的男孩去亲近一个女孩。“刀枪不入”显然是对语言力量的滥用，可反过来一想，不管这四个字如何荒唐，它毕竟支撑着那些人冲向了阵地，在子弹横飞之前豪情万丈。

语言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苏格拉底把它用到了极致。他的学生斐多曾经满怀感激地说到自己的老师：“他治愈了我们。”用什么治愈？无他，唯语言尔。尼古拉·格里马尔迪（Nicolas Grimal-di）在《巫师苏格拉底》一书中说苏格拉底在本质上是萨满、魔法师和巫师的混合体，因为苏格拉底用有魔力的语言蛊惑人们，同时也治疗人们灵魂中的疾患。

正因为语言有特别的力量，使用的人便须谨慎。

以前百姓管写有字的书信、印有字的报张之类为“字纸”，是不可随意丢弃的。按习俗，这类“字纸”须拿到指定地点统一焚烧，以示对文字的敬畏。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条街道叫“惜字宫”，就是因一个焚烧字纸的小庙而得名。这让我想起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古人比我们多的，就是一份敬畏心：语言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天知道。

于是有人开始反思语言，对如何使用语言、该不该使用语言产生了疑问。黄子平在《害怕写作》的代序中就表达了一个写作者对语言的诸多困惑。他问自己：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利、写作的资格？是语言让他体会到了写作中的空虚与充实、软弱与坚强。他是一个有敬畏心的人。

和“刀枪不入”的壮汉一样，不少人仍在滥用语言。拙劣的翻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