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见惯的例子，粗心大意的作者和编辑也在创造新的笑话。比如前面提到的《巫师苏格拉底》，在书的封面上，作者尼古拉居然印成了“居古拉”。这样的错漏也可以放过，看来出版社也在玩“刀枪不入”的把戏。

历史的轻与重

我常常同时看好几本书。这并不是夸耀，而是想说明我的懒惰。在卧室、卫生间、客厅、露台这些地方活动时，我总希望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书，离开时又随意地把它放在一边。当然，这样的读书方式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现在我在看的几本书就在脑袋里熬成了一锅粥。一本是《洪业——清朝开国史》，一本是《1688年的全球史》，还有一本是《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为了谈论文学中的轻与重的问题，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讲了一个希腊神话的隐喻：谁也无法逃避女妖美杜莎那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唯一能够砍下她的头的英雄是柏修斯，因为他穿了长有翅膀的鞋善于飞翔。而且他从不接触美杜莎的目光，只在青铜盾牌上察看女妖的形象。卡尔维诺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的艺术观，那就是轻的价值并不比重的价值低，甚至更高。他认为，在轻松的想象与沉重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就是文学的重要特征，追求轻松让文学的存在更有价值了。

我想把卡尔维诺的例子用到史书和历史的关系上。我觉得长期以来，历史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历史太沉重了，不可能以轻松的态度对待它。这沉重来自大家的共识，即历史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想象一下历史的体貌已足以让人们触目惊心，漫长地望不见源头的时间，宽阔地看不到边际的范围，既然它如此庞大，人们怎么能够不认为，它是真实而沉重的呢？

可是谁曾经看见过历史的全貌？尽管多少人描绘出它的一鳞半爪，可是谁能够说出历史究竟是怎样一只怪兽？这让我想起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盲人的可笑不在于他们的残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盲人的可笑在于他们过于认真，过于相信所谓客观存在。他们轻松不起来。

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小约翰·威尔斯在写作《1688年的全球史》时也是选取了历史中的某一年来做一次“断层扫描”。我觉得，正是轻松的态度和想象力让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和小约翰·威尔斯比起来，《洪业——清朝开国史》的作者魏斐德显得要刻板一些。不过那只是他笔下丰富的史料给人的最初印象，读到后面，我也渐渐感觉到他的轻松想象了。

和这些国外史学大家相比，国内的某些历史研究者恰如摸象的盲人，既偏执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