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一篇文章批驳以《往事并不如烟》为代表的回忆作品，提出了一个极沉重的话题，称当代中国人遭遇了一个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当代”“中国人”“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这根大棍子招式威猛，力道十足，似乎可以吓煞不少人。

从唐朝开始正史收为官修，像司马迁那样个人修史的行为在原则上被否定，只能以稗史的方式存世。我不由想到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向来是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伦理”的。然而后世仍有王夫之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船山先生犯了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

和如此批评家不同，我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和著作者的要求很轻松：文笔要好，想象力要丰富，而且别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从这个角度讲，杨绛的《我们仨》是一本好书，我也乐见被杨绛称为“男沙子”和“女沙子”的林非夫妇站出来辩驳。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一件有意思的活动，这种活动有一个专业词，叫做“个人修史”。我觉得，个人修史应该竭力避免那种强烈的沉重感，不应该认定历史之于个人是一道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标准化试题。轻松地对待历史，或许能更接近于真实。

有必要声明的是，轻松绝对不是轻浮。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保尔·瓦莱里说：“应该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当然，他们提出的是对写作者（我认为也是对读者）的更高的要求，我只希望看见更多的个人来写历史，并且不把“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当一回事。

与二有关的2

尽管我不是特别明白，"2"这个数字为什么忽然获得如此诡异的时代含义。然而我必须承认，无论从哪种角度看，"2"真的不一般，它的的确确有些二。

中国人对“2”的情感历来复杂。从那些福寿双全、双喜临门之类的吉利话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对“2”可谓一往情深：毕竟，它是自然数中第一个偶数。这就像过去的人家，生了带把儿的，若是第二胎添的闺女，那简直就叫圆满。其实自打人类懂得计数，“2”就不可避免。”1"是多么孤高啊，没有半点人情味儿，"2"就不同了，它使得事物有了并列的可能、比较的可能，以及相互转换的可能。虽然人们常常悲叹：“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对“2”所包含的矛盾抱持着一定的疑惧与不信任，但总的来说，“2”让中国人的世界有了转圜回旋的余地——天地、是非、对错、黑白、爱恨、悲喜等等。人们渐渐学会把万物一分为二，就像在自己所困的单间牢房的地上画了一道中线，人生从此仿佛有了权衡，多了选择，继而萌生出莫名其妙的意义。可以这么讲，从数千年前阴阳太极这类东方玄学，到如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辩证法思维定式，中国人对“2”的痴迷唯有病态二字可以形容。

然而中国人并不崇敬“2”，痴迷里一向包藏着亵玩的成分。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分裂的，自己满足于脚踏两只船的状态，也享受左右逢源的乐趣，却总是非常严苛地要求别人立场坚定，凡事一一对应，做人从一而终，行动一以贯之。所以当现在的人说某某某很二，其实是说那人糊涂，还一根筋。“一”得搞不清场合，“一”得不对自己的口味，故而称之为“二”。

和中国式的灵活比起来，西方的态度才真正叫做二。”2"这个数字太让西方人抓狂了。首先，按照质数的定义（除了被1和它本身外，无法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数），"2"是数学世界里唯一的偶数质数，可见它有多么特殊。新近有一部小说叫《质数的孤独》，写一男一女的生活像孪生质数（例如3和5）一般孤独，彼此难以靠近。我反而觉得，与之相比，"2"才是质数中的异类，孤独中的孤独。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2"就曾引起一些人极大的恐慌。当年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创立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后世称作毕达哥拉斯学派。名为学派，其实更像黑帮。加入这个帮派的门徒必须坚信灵魂不朽，还要有相当高的数学素养。他们接受毕达哥拉斯教的领导，干预政治，传播宗教，同时研究数学。门徒的所有研究成果一律归组织所有，不得外传。一旦泄露出去，立刻处以极刑。这个组织有不少稀奇古怪的戒条，比如不能吃豆子，不能用铁质的物件拨弄火焰，不能碰白色的公鸡，不能吃心脏，不能吃整块的面包等等，但最高的律令只有一条，那就是“万物皆数”。

所谓万物皆数，意思是世界万物都由数字构成，另一层含意则是，万物都可以用数字（包括整数和分数）来表达。比如，1是点，2是线，3是面，4是体，体化万物，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道理按下不表，单说一个叫希帕索斯的门徒。他在运用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称为勾股定理）解几何的时候遇到了难题。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可以表述为32+4252，所谓勾三股四弦五。假设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长度都是1，那么斜边长度就可表述为12+12x2。很显然其中的x22.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x自乘等于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