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证还给你。”I把许可证摔在桌子上。

所长怕会再次引起骚乱，便按I所说写了保证书。

晚上9点，I要出狱了，但班长等十五名特警队员提出新的要求，说I出狱后要到四公里外的熟人家里去，他们要送他到那里。这当然是不允许的，所长感到很为难。戒护课课长介入调解，劝说如果人数减少的话可以批准。但是他们坚持要全体同行，所长无奈，只好同意，并指定两名看守长、一名副看守长、一名看守随行，用卡车接送。

临到出发前，I又提出要求，说要更改去向，想去八十公里外住在町上的姐姐家，所以要送到那里去。所长也答应了他的要求。晚上10点左右，载着由十五名特警队员簇拥着的I和看守们的卡车从刑务所大门驶出。他们到达I的姐姐家里后大摆宴席，过一夜后，翌日留下I，于上午7点回到了刑务所。

静冈地方检察厅得知这起事件以后，立即向司法省行刑局通报协商，决定彻查这起事件，并同时拘捕所有参与暴动的人。

行刑局向东京拘留所以及府中、横浜两家刑务所的所长发出指示，挑选十五名尤其擅长武术的精锐看守，坐列车派往静冈市。他们于10日凌晨1点半进入静冈刑务所所长的机关宿舍待命。

刑务所接到通知说检察厅、行刑局有行动，有看守把这一消息悄悄泄露给特警队员。班长们对已经取得所长的保证书却还要受到追究感到很意外，夜班班长从戒护办公室偷出西侧便门的钥匙，于10日凌晨3点，九个人打开便门集体逃跑了。

天亮以后，增援的看守进入狱内开始搜查。犯人们在工厂里的劳动全部停止，特警队员们被关在监室里。在检察厅的指挥下，搜查进行得非常神速，参与暴动的人不断地被逮捕，同时胁迫所长出狱的、以I为首的逃跑人员悉数被抓获。此后，他们遭到起诉，被判徒刑十三年的一人、十二年一人、十年和七年各一人、五年一人、三年和二年各一人、一年六个月四人、一年六人、十个月九人共计二十六人，并且被分散关押到全国各地的刑务所。

对所长以下有关职员的调查也在进行，并给予严厉的处分。对所长而言，无视司法大臣指定的假释许可证而释放I，又犯下诸多违反纪律的事，这是非常严重的，宣布作为所长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免职处分，同时保安负责人戒护课课长也被追究不使用存放在狱内的枪却只顾躲避的责任，同样受到免职处分。

调查还涉及刑务所的内情，出人意料的极度腐败状况得以拨云见日。特警队员的班长、副班长经常带着按监规不允许的现金，让外面送香烟来抽烟，同时还在工厂里私自酿酒。看守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对班长他们经常带着短刀等凶器心有余悸便默认了。不用说看守，班长们甚至还威胁刑务所的干部，成了刑务所事实上的控制者。

另外，还查清了看守和职员的腐败。他们中也有人因为生活艰难而从刑务所内盗取粮食等物转卖，或从服刑人员家人及其他人那里收取财物投机取巧占便宜。这样的生活态度受到犯人们的嘲笑，也成为进一步助长特警队员嚣张气焰的根源。

行刑局对这些狱卒进行了处罚，有二十人给予了辞职处分。

司法省因这起明治以来空前绝后、性质最恶劣的事件受到了巨大冲击。事故的原因是战后生活不稳定，看守素质低下所致。弊病百出的特警队制度完全扰乱了静冈刑务所的秩序，这是不容置疑的。战时采用特警队制度，也显示战时这个时期有着特殊的性质。它在战后依然被延续下来，却没有人发现犯人管理犯人的矛盾，反而觉得这样做很方便，很少感到疑惑。由于战争结束两年后静冈刑务所发生的暴动，司法当局才终于意识到这个制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它根本就是错误的。

正因为冲击巨大，所以司法省的反应也很迅速。9月26日，以行刑局局长冈田的名义向全国刑务所所长下达通知，说静冈刑务所暴动事件非常遗憾，以此机会废止特警队制度。但指示对缺少看守不能立即废止的刑务所给予照顾，今后不再补充特警队员，让它自然消亡。接着命令10月12日没有废止的刑务所，要在12月底全部废止。

札幌刑务所的干部们对静冈刑务所的暴动惊愕不已。随着实情的水落石出，他们觉得此事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心想难道就没有干部强有力管制，眼看着秩序如此失控？他们感到恐怖。

接到废止特警队制度的命令后，戒护课课长龟冈召集了八名特警队员。特警队员有缩短刑期的奖励。特警队的废止也意味着将要取消这个奖励，所以必须郑重地告诉他们。

龟冈对他们作为看守的辅助人员忠实地完成了任务表示感谢，开导说虽然废止特警队制度意味着取消奖励，但因为这是要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振复兴之路的时代要求所致，所以希望你们能欣然接受。特警队员们都爽快地答应了，承诺坚守职责直到12月底。

那个月12日，据说秋田刑务所发生了大火。凌晨5点55分时，狱内第二工厂的屋顶冒烟，火焰被风速二十米的暴风雪刮得翻腾了四个小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工厂、五栋监舍、教习所等约一千坪面积被烧毁，值夜班的副看守长指挥服刑人员疏散时被烟雾卷入殉职，同时，一名服刑人员趁乱逃走，但第二天被抓获。

龟冈想到札幌刑务所工厂的屋顶都是木板屋顶，但准备过冬又必须使用火炉，估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