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私事。比如，埃德娜有一次说：

“你应该去看医生。我不想看你咳嗽。”

纳胡姆说：

“好吧。也许下个星期。这星期我们要在养鸡场的孵化房里安装一台新的发电机。”

有时，他们会谈论二人都喜欢的音乐。有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听旧式留声机播放舒伯特的音乐。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埃德娜死去的母亲或哥哥，也没有谈过童年记忆或者未来计划。他们之间有着未曾言明的约定：不触碰情感，不触碰彼此——哪怕是一点点触碰，不是手触碰肩膀，也不是手指触碰胳膊。离开的时候，埃德娜站在门口说：“再见，爸爸。记着去看医生。我明天或者后天再来。”纳胡姆会说：“行。来吧。照顾好自己。再见。”

几个月后，埃德娜就要和同学一起去服兵役了。她自学了阿拉伯语，将在情报部门工作。

就在初雨降临的几天前，埃德娜·阿塞洛夫收拾起衣物，离开宿舍，搬去和大卫·达甘——一个与之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师——同居了。整个耶克哈特基布兹闻听此事，都为之震惊。大卫·达甘是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口才好，身体瓷实，两只臂膀强健有力，脖颈短却非常结实，八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已经冒出一些银须。他通常在争论时冷嘲热讽，过于自信，声音低沉。每次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受他的权威阐释，谈论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主要因为他拥有某种犀利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劝说力。你的话只说了一半，他就会打断你，热情地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坚定地说：“等等，给我一分钟，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喜欢听领诵祷文的音乐。多年来，大卫·达甘一直在基布兹做历史老师。他频繁地更换情人，和我们基布兹以及附近其他基布兹的四个女人生有六个孩子。

大卫·达甘五十来岁了，埃德娜去年是他的学生，年仅十七岁。难怪闲言碎语会在食堂里，在罗尼·辛德林就座的固定餐桌旁疯传。诸如书念童女亚比煞[2]、洛丽塔和蓝胡子，等等。约斯克·M.说，如此丢脸的事撼动了学校的基础。怎么可以呢——教育工作者和他年轻的学生？他们要召开教委紧急会议。约谢哈不同意：“毕竟，你不能与爱情争辩；不管怎样，我们这里一向提倡自由恋爱。”丽芙卡·R.说：“她怎么能这样对她的父亲，毕竟他很失落。可怜的纳胡姆，他确实将无法容忍。”

“年轻的一代突然都想去上大学了，”大卫·达甘在食堂吃饭时说，他声音低沉，“没有人愿意在地里和果园干活了。”他声音刺耳地说，“我们应该立个规矩。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尽管基布兹人都同情纳胡姆·阿塞洛夫，但没人说破。他们背着埃德娜和大卫·达甘说，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们说，他确实非常非常出格。他和女人交往总是出格。对于她，我们只是震惊。

纳胡姆保持沉默。在他看来，所有在基布兹小径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不知他会做什么，也不知他为何没做什么。你的女儿被引诱了，你为何保持沉默？他试图从他进步的恋爱观和自由观中寻找慰藉，但无济于事。他心中充斥的只有忧伤、尴尬与耻辱。每天早晨，他去车间修理电灯和厨灶，更换新插头，修理损坏的器具。他来到院子里，肩上扛着架长梯，手上拎着工具箱，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架设一条通往幼儿园的新电线。早晨、中午和夜晚，他出现在食堂，一声不吭地在服务台前排队，把饭放在托盘里，而后坐在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吃饭。他总是坐在同一个角落。大家和蔼地和他说话，就像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说话，甚至避免提及任何暗示性的问题，他会用平静、沉着、略微沙哑的声音简短回答。他心里说：再过一天我就去找她说。也找他说。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纳胡姆·阿塞洛夫坐在电工房，佝偻着身子，戴着滑下鼻梁的眼镜，修理器具：电水壶、收音机、电扇。他自言自语：“今天下班后，我一定要去那儿。去和他们两个人说。我进门坐下，只讲一两件事，然后就拉着埃德娜的胳膊，把她拽回家。不是去她的宿舍，而是回这里，回家。但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是会生气，还是会控制自己，唤醒他们的理智和责任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既不感到愤怒，也不想指斥，而是感到痛苦与失望。大卫·达甘的儿子们有的都比埃德娜大，他们已经服兵役了。也许他不应该去那里，而是应该和他的某个儿子讲？但是他该确切地说什么呢？

从孩提时代，埃德娜对纳胡姆就比对妈妈亲。尽管她很少用语言解释这种亲近，但纳胡姆一向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不曾言明的默契。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埃德娜每周一把父亲的衣服拿到洗衣房，每周五带回一包干净熨帖的衣服，还给他缝上掉了的纽扣。自从哥哥死后，她每天傍晚都会来他住的房子，煮咖啡，和他一起坐上个把小时。他们很少交谈，通常只是聊聊她的学业或是他的工作。有时他们会谈论一本书。他们会一起听音乐，吃水果。一小时后，她会起身，拿杯子走向洗涤槽，但是她会把杯子留给爸爸去洗，然后便回到学校的宿舍。尽管纳胡姆几乎不知道她和什么人交往，但他知道老师们喜欢她，让他骄傲的是，她自学了阿拉伯语。一个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