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貌似个人癖好，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情境。

孤独以各种形式弥漫在集子中的每部作品中。《两个女人》中的奥丝娜特独自在洗衣房工作，“她整天开着收音机，借此平息孤独的心境”。原因在于，曾经的丈夫布阿兹红杏出墙，一度钟情于另一个离了婚的基布兹女子阿丽埃拉，并与之同居。但二人之间亦有隔膜，于是两个女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讨论伤害她们的同一个男人。标题小说《朋友之间》中的十七岁少女埃德娜的母亲和兄长均已离世，她是父亲纳胡姆如今唯一的孩子，父亲在基布兹当电工，她在基布兹学校读书，几个月后就要去服兵役。父女俩虽然相互关怀，但话题从不触及情感，从不触及彼此，也从不触及死去的亲人。父亲并不了解女儿的社交与私生活，直到有一天，女儿搬进了父亲的朋友、五十来岁的基布兹创始人大卫·达甘的家，父亲将此视为朋友对自己的背叛，于是鼓起勇气，决意将女儿找回……《父亲》涉猎创伤体验与重塑新移民的问题。塞法尔迪男孩莫沙伊居住在基布兹，但经常到医院看望显然经历过创伤的父亲。以大卫·达甘为首的基布兹人尽管准假给他，但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而是希望他与家人断绝关系，进而暴露出以色列建国之初的反大流散倾向。《世界语》的主人公温德伯格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说创伤后遗症。他反对接受德国人赔款，从其他基布兹搬到这里。他尽管身患重疾，但不肯放弃修鞋的工作。他一直希望大家都掌握世界语，借以消除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当他拖着病体讲授第一节世界语课时，只有三个学生，其中包括他的邻居、照顾他起居的奥丝娜特。小说最后，温德伯格撒手人寰。他没有子嗣，基布兹为他举办葬礼。众人散去后，只有奥丝娜特独自留在墓地，这意味深长的结局令人不免对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追问。《戴尔阿吉隆》与《小男孩》触及的是基布兹的集体主义体制与教育体制问题。《在夜晚》将主要视点集中在基布兹的家庭危机与生存境遇问题。小说主人公卡尔尼是基布兹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由基布兹孩子担当书记的第一人，在是留在基布兹还是到别处享受私人生活的问题上与妻子意见相悖，尽管他也认为基布兹对女人不公平，她们的平等建立在必须像男人那样工作，像男人那样行事，摒弃一切女性特征之上。卡尔尼尽管努力改变现状，但无济于事。就在他当班的夜晚，基布兹女子妮娜来向他反映家庭生活的不幸，以及与丈夫分手的愿望。妮娜不仅妩媚动人，而且头脑敏锐。这场夜谈不仅让卡尔尼的心中泛起涟漪，也令中途碰到他们的目击者想入非非，而第二天他们将会成为整个基布兹茶余饭后的揶揄目标。

奥兹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创建基布兹是个出色的理念，但“人不是神，人有其弱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私与欲望拉开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像基布兹领导人卡尔尼所认知的，基布兹的最初理念是否定孤独这一概念的，但如今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在基布兹比在别处还要艰难。基布兹强调集体主义至上，个人的一切想法与行动在这里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隐私得不到保护，人性中的某些基本需求也遭到压抑。比如《戴尔阿吉隆》中的青年约塔姆得到在意大利经商的舅舅的邀请，去意大利读书，但需要基布兹集体表决来决定他能否成行。抛开青年是否具备读书素质不论，仅就出国留学需要集体表决这件事而言，基布兹青年与基布兹外的以色列青年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在个人与集体观念发生冲突时，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基布兹，到外面寻求更好的发展。

奥兹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采访时曾说，《朋友之间》是“关于人性的一座终极大学”。通过种种日常生活琐事，他探讨人性深处的渴望与欲求，善良与阴暗。善良给予人的是奥丝娜特和温德伯格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温暖，尽管这种温暖有可能转瞬即逝。而人性中的某种阴暗的东西则会对整个共同体产生危害。进一步说，在基布兹，并不能完全实现所谓的平等理念。出现在几篇小说中的大卫·达甘，身为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确实体魄强健，口才好，在许多情形下关心他人，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对新希伯来人的期待。但他满口原则，过于自信，甚至刚愎自用。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谈论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日常生活，大家都要接受他的权威阐释。他担任基布兹的历史老师多年，频繁地更换情人，甚至染指自己十七岁的女学生。在基布兹这个小圈子内，达甘所表现出的强势政治经常具有一种威慑力。在对约塔姆能否出国留学做集体表决这件事上，大家各自怀揣私念，人心复杂而微妙，进而反映出基布兹人身上固然保持着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诸多优秀品质，但也不乏嫉妒、狂妄、自私、盲从、夸夸其谈、喜欢散布流言蜚语等许多弱点。而《小男孩》中，基布兹幼儿园的孩子欺凌弱者的种种举动更让人不寒而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布兹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人们虽然生活在共同体当中，但内心十分孤独，无法避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失望。人在对现实感到失望之时，往往寄希望于未来：

“再过一二十年，”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