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包里去，所以不再那么用力地抓着我，我趁机挣脱了她。她在哭泣。她专注于眼泪和抽泣，这让我获得了自由。

我径直朝棺材里看去，看见了萨迪。

车祸没有毁了她的脖子和脸，但我没有马上看到这一点。我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她并没有我所害怕的那么糟糕。我迅速闭上眼睛，却发现自己无法不再看一眼。先看她脖子下面的那个黄色小垫子，同时也就看到了她的喉部、下巴以及很容易望见的那一边脸颊。诀窍是迅速地看一眼她身体的一小部分，然后让眼神回到垫子上，下一次再多看一点你不害怕的部分。然后是萨迪，整个的她，或者至少是在我可以看见的那一边能够看到的部分。

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看见了，靠我这边的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不是睁开或者半睁开或者其他类似的动作，只是稍稍地抬起一点点眼皮，如果你是她，如果你在她的身体里，就可以透过睫毛看见外面。也许只足以区分外面的光和暗。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也一点儿都不害怕。就在那一刹那，这个景象成了我对萨迪的所有了解的一部分，而且，也以某种方式成了属于我的特别经历的一部分。我没有想过要让其他任何人注意那件事，因为那不是为他们发生的，那完全是为了我。

妈妈又抓住了我的手，说我们准备走了。她们又说了几句话，但似乎转眼之间我们就到了外面。

妈妈说：“表现不错。”她捏了捏我的手，说：“好了。过去了。”她停下来和正往那座房子去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上了车，开始开回家。我有一个感觉，她希望我说些什么，甚至告诉她一些什么，但是我没有。

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情形，事实上，萨迪很快就从我心里淡出了，因为上学给我带来了冲击，而我学会了用某种奇特的将极度惊恐和夸耀卖弄混合起来的方式去应对。事实上，她的重要性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减弱了，那时她说她得在家照顾父母，不能再为我们干活了。

后来妈妈发现她在乳制品厂工作。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想到她时，我从没有怀疑过那件我相信是她显现给我看的事。很久很久以后，当我对任何非自然的显现再也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我心里仍然相信这件事曾经发生过。我只是毫不费力地相信，就像你也许相信而且事实上也记得你曾经有另一副牙齿，尽管现在不见了，但却真实存在过。直到有一天，我也许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心底某个模糊的空洞让我知道，我不再相信了。

夜晚

我小的时候，似乎没有一次孩子出生、阑尾破裂，或任何其他严重的身体状况不是和暴风雪同时发生的。道路会封闭，而且反正不可能把车从积雪下面挖出来，于是不得不套上几匹马，送到镇上的医院去。幸运的是那时还有马——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已经不用养马了，但是战争和汽油限量供给改变了这一切，至少当时是这样。

所以，当我的体侧疼痛发作时，一定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也一定正刮着一场暴风雪，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的马厩里没有马，所以不得不让邻居家的几匹马行动起来，送我去医院。路程不过一英里半，却仍然是一场历险。医生已经在等着了，他准备切除我的阑尾，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那个时候阑尾切除手术是不是比现在更为常见？我知道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手术，而且这很有必要，我甚至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手术而死去。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不少与我同龄的人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尽管绝对人数不算多，但不那么令人意外，而且也许也并不那么让人不开心，因为那意味着不用去上学，还给予了你某种身份，暂时使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是被死亡之翼拂过的人。而这一切通常都发生在你人生中还能为这种事感到高兴的时候。

于是，我没有了阑尾，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看着医院窗外的雪阴郁地飘过几株常绿植物。我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父亲将如何支付这样的优待。（我想他卖掉了处理祖父的农场时留下来的一块林地。也许他曾经希望用那块林地捕鸟兽或者制枫糖。或者也许那能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怀旧乡愁。）

后来我回去上学了，很长时间都不用上体育课，时间长得超出了必要，让我感到很快活。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妈妈和我单独在厨房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的阑尾在医院被切除了，正如我所以为的那样，但那不是唯一被切除的东西。医生认为当然有必要拿掉阑尾，但让他担心的主要是一个赘生物。一个像火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妈妈说。

但是别担心，她说，已经过去了。

关于癌症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脑袋里出现过，她也从来没有提过。我想，如果是在今天，得知这样的真相后不追问下去，不去探查究竟是不是癌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立刻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那个词周围笼罩着一团云雾，就像在提到性的时候一样。甚至更糟。性令人恶心，但其中一定有令人满足之处——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的母亲没有意识到——但是哪怕只是提到癌症这个词你就会想到某种黑暗的正在腐烂的臭不可闻的物体，甚至在把它踢到一边时你都不愿意看它一眼。

因此我既没有问，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能假设它是良性的或者以高超技艺被切除了，因为我现在还活生生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