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士兵冲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嚷嚷起来：

“我要把你送交法庭，坏蛋！关你的禁闭！你妨碍我工作！坏蛋！畜生！”

人们把他们拉开了，但那士兵还嚷嚷了好一阵子：

“恶棍！我要揍你的狗脸！”

我已经筋疲力尽，到旁边抽支烟，休息一会儿。因为血干了，一双手变得像两只黑手套一样，手指头难以弯曲，所以火柴和烟都掉下去了。而当我抽上烟的时候，觉得那卷烟发出的气味是那么新奇古怪，像是完全另一种味道，我以前及此后都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时候那个大学里来的卫生员向我走过来了，他也是坐车来的，不过我仿佛觉得几年前我们见过面，却总也没法回忆起在什么地方。他迈步坚定地走着，好像是操练时在正步走，一双眼睛还穿过我张望着更远更高的地方。

“可是他们在睡觉。”他好像完全镇静地说。

我火了，好像他的指责涉及到了我。

“您忘了，他们已经像一群狮子似的拼搏十天了。”

“可是他们在睡觉。”他重复说了一遍，同时穿过我看着更高的地方。然后，他向我弯下身子，便一边伸出手指表示威胁，一边依旧那么干巴巴和那么镇静地接着说：

“我来告诉您。我来告诉您。”

“什么？”

他向我更低地弯下身子，意味深长地用手指威胁着，好像在结束自己的想法似的重复说：

“我来告诉您。我来告诉您。您转告他们。”

接着，他依旧那么严厉地看着我，并再一次地伸出手指来威胁了一下，然后便拔出手枪往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枪。而这，既不奇怪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把香烟转到左手上，伸出一个手指摸了摸他的伤口，便向车厢走去。

“大学生他开枪自杀了。好像还活着。”我对医生说。

那一位则抱着自己的脑袋，叹息说：

“不过，见他的鬼去吧！……知道吗，我们这里可没有铺位了。瞧那一位，刚才也开枪自杀了。对您说句老实话吧，”他怒冲冲带威胁地叫起来，“我也是！对！所以请求你们，大家自己步行走吧。没有铺位。你们如果想告状，就告去吧。”

他依旧那么嚷嚷着转过身子，我则向马上要开枪自杀的那个人走去。他是个卫生员，好像也是大学里来的。他站着，前额靠在车壁上，因为正大哭呢，两个肩膀在抽搐。

“算了吧。”我接触到他正抽搐的肩膀说。

但是他没有转过身来，没有理睬，依然在哭。他的后脑壳是年轻的，像那个人一样，也是可怕的，他也站着，像喝醉了酒似的叉开两只脚，在呕吐。他的脖子上也有血——该是手抓的。

“怎么的了？”我忍不住说。

他摇摇晃晃离开了车厢，耷拉下脑袋，像个老头子似的驼起背，撇开我们大家，黑暗中竟独自向什么地方走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跟着他走了，我们走了好久，撇下了车厢，一直向黑暗中的一个什么地方走去。他好像仍在哭；我因为开始感到烦恼，所以也想哭。

“您站住！”我停下来叫了一声。

但他仍沉重地移动着两只脚在走，驼着背，像个老头子，两个肩膀窄窄的，迈着嚓嚓响的脚步。后来，他很快消失在红兮兮、好像有亮光却怎么也照不亮的黑暗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左边离我远远的地方，晃晃悠悠飘过一排不明亮的灯火——这是火车开走了。就我一个人，待在已经死了和正在死去的人中间。还剩下多少人？我身旁，一切全是死一般的停滞不动，而离远一点儿的田野，则像活着一样在蠕动——或许，那是我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是独自一个。然而，呻吟在继续，没有消失。它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一种微弱的、没有了希望的、像孩子般的哭泣，或数千条被抛弃的和受冻的幼犬的尖叫。恰似一枚尖利而没有顶端的冰冷的针扎进了脑子里，并缓慢而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地在移动……

片断六

……这是我们的人。最近一个月，敌方和我方两军互相追逐，破坏了所有的命令和计划，在一片紊乱得出奇的行动中，我们相信此时向我们压过来的敌人正是他们的第四军团。而且对发动进攻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这时候有人从望远镜里清楚地认出了我们的军装，而十分钟过后，猜测变成了放心和幸福的深信：这是我们自己人。而且显然他们也认出了我们：他们完全平平安安地向我们逼近过来；在这种平安的行动中，他们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大家都会露出突然意外地汇合时露出的那种幸福的笑容。

所以当他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在那些霰弹和枪炮暴雨般地向我们袭来并且使我们损失好几百人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微笑呢。有谁嚷了一声说搞错了，这时——我牢牢记得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他们是敌人，因为他们穿的是敌军的制服，而不是我们的，于是才毫不迟疑地开火还击。这场特殊的战斗开始后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的两条腿丢了，等我在战地医院清醒过来时，已经做了截肢手术。

我问战斗怎么结束时，他们对我做了个含糊其辞的安慰性答复，我从中知道我们给打败了；可后来我这个被截去了下肢的人竟高兴了，因为现在我将被送回家去，因为我毕竟还活着——长久地永远地活着。只在过了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弄清了某些细节，使我产生了怀疑以及一种新的、还不曾经受过的恐惧。

对，那好像是我们自己人——由我们的一名士兵从自己的一门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