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发出的，也是我们的榴霰弹；我的两条腿被打断了。而且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显然是同一个军的两个团，面对面地处在仅一俄里的地区内，互相扫射了整整一小时，还完全相信自己是在打击敌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一定有什么东西搅乱了视线。大家都不乐意去回忆这件事儿，提到时也吞吞吐吐，还有——这是最令人惊讶的了——很多说起这件事情的人都让人感觉到，他们至今不承认犯了错误。更确切地说，他们承认错误，但认为那是在晚上的时候，而起初他们确确实实是与敌军对阵的，当时敌人乘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隐蔽起来了，使我们的人处于自己部队的炮弹射击之下。有些人公开这么讲，还提供确切的解释，仿佛他们觉得真是那样，清清楚楚。我本人至今不能有充分的把握说，这次荒唐的误会是怎么开始的，因为当初都同样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红色服装，然后才看到他们那种橙黄色的。后来不知怎么大家把这情况给忘了，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谈到这件事儿就像讲一次真正的对阵，不少完全真诚地写了发出的新闻报道也是这样的意思；这是我已经在家里的时候读到的。对待我们这些在那次战斗中负伤人员的态度，开始的时候有些怪——对我们的怜悯好像要比其他伤员少些，不过这种情况很快纠正了。只有到了后来了解到一些与所描述的相似的新情况，说敌军确实曾经有两支部队发生了互相对打，一直到夜间肉搏的时候，这才使我有权认为那次真是搞错了。

我们的大夫，就是给我做截肢手术的那个干瘪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子，身上有一股腆胺、石碳酸的气味和烟味，不知为什么脸上总是带着透过黄不黄、白不白的稀疏胡子的微笑，他眯了眯眼睛告诉我：

“您是幸运的，可以回家去。这里有点儿不对头。”

“怎么了？”

“嘿，就这样。不对头。我们那时候，简单些。”

他是四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参加者，而且经常带着满意的神情回忆起它。而对这一次战争，我注意到他不理解了，他感到害怕了。

“是啊，不对头，”他哈了口气并皱起了眉头，抽烟喷出的烟雾遮住了他的脸，“要是可以的话，我自己也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向我俯下身来，透过熏黄了的小胡子悄悄地说：

“谁也无法从这里脱身的时刻快到了。对，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人，谁也脱不了身。”

在他那双靠得很近的苍老眼睛里，我看到的也是那种停滞的、木呆无奈的东西。于是，一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好像有上千幢大楼倒塌下来的感觉，在我的头脑里闪现了一下，我吓得浑身发冷，低声说：

“红笑。”

他也是第一个明白了我的意思的人。他连忙点了点头，并表示肯定：

“对。红笑。”

他完全贴着我身边坐下来，睁大眼睛张望了一下四周围，便一副老头子的样子，频频移动着花白小胡子，悄悄地说起来：

“您是快要离开这里的人，所以我对您讲。您有机会看到过疯人院里打架的情景吗？没有？我可是看见过。他们打起架来，像健康的人一样。明白吗，像健康的人一样！”

他几次意味深长地重复了这句话。

“那又怎么样？”我同样悄声而害怕地问。

“没有怎么样。像健康的人一样！”

“红笑。”我说。

“被人们用水给冲洗掉了。”

我想起了令我们那么害怕的雨，便生气地说：

“您疯了，大夫！”

“不比您严重。不管怎么说，不比您严重。”

他双手抱住尖瘦老迈的膝盖，嘻嘻笑起来，而且斜过目光穿过肩膀看着我，同时那干瘪的嘴唇上还保留着那种突然而沉重的笑的回声。他几次狡黠地向我递眼色，仿佛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某种很可笑的东西，别人谁也不知道。然后，他以一副表演把戏的魔术师常有的那种威严、庄重的样子，高高地举起一只手又缓缓地把它放下来，并小心地用两个指头接触到被子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如果我没有被截肢便会把两只脚放在那儿下边的部位。

“而这个，您明白吗？”他神秘兮兮地问。

接着，他同样威严庄重和意味深长地用一只手指了指四周围一排排躺着伤员的病床，重复说：

“而这个，您能解释清楚吗？”

“是些伤员，”我说，“是些伤员。”

“是些伤员，”他像回声似的重复说了一遍，“是些伤员。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肚子给打穿了，有的被压伤了胸部，有的被摘除了眼球。您明白这个吗？我很高兴。就是说，这个您也明白？……”

他以突然表现出的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灵活性，威严庄重和意味深长地双手着地倒立起来，并伸开两条腿在空中保持平衡。白大褂落到了下边，脸鼓涨得通红，用一双倒过来的怪怪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吐出几个词儿来：

“而这个……您也……理解？”

“您算了吧，”我惊恐地小声说，“不然，我就要叫人了。”

他倒过身子站立起来，恢复了自然的姿势，重新在我床边坐下来，边喘气边教训人似的说：

“这个，谁也不理解。”

“昨天又打枪开炮了。”

“昨天又打枪开炮了。而且已经是第三天这么干了。”他甩甩脑袋肯定道。

“我想回家！”我伤心地说，“大夫，亲爱的，我要回家。这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都要不相信还有个家了，家里是那么好。”

他在想什么事儿，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