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

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