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