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突然又爆发，机车头灯的光芒远远地从一条条深谷里预先扫射过来，然后自己出现了。车头最后停下来，所有那些内部小灯勾绘出了一道道细小的轮廓，一个噼噼啪啪、力大无比和童话般的庞然大物。一节节车厢里坐满了从各个城市、从海滨、从国外返回家乡的人，有打鼾的，有猜纵横填字字谜的，也有编织的。

当时在喀斯特，清醒的时刻，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是那样明亮，梦幻是那样昏暗。它们把我从那梦寐以求的天堂里驱赶出来，又把我推进地狱里，没有平日的人群，我既是个该死的东西，又是个顽皮的家伙。我害怕睡着了；因为每个梦都关系到我愧疚自己不待在家里，不留在亲人身边。这时，我在那儿始终只看到庄园，从来也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庄园是废墟，屋顶塌陷到房子里，花园里荒草丛生，群蛇乱舞。从家人那里，除了他们越来越远的抱怨声，没有任何踪迹。或者就是几个像是融化的冰块留在地面尘土里的痕迹。我一次又一次醒来后，成了一个堕落的人。就连白天的阳光、洗礼风、行走、院里晾晒在我房间窗下的、不禁让人想起渔网里的一堆洋葱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它们的力量。于是我下定决心，随时随地朝着家乡方向逃去。

一路上，我才为自己南斯拉夫之行的最后一站赢回了平静。我乘车前往马堡，或者马里博尔，为的是寻找哥哥的学校。然而，寻找毕竟是没有必要的。从火车里望去，眼前显现出那座山丘，上面坐落着那个我从战前的照片上似曾相识的小教堂。近前一看，也好像二十五年过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没有什么被毁坏了，也没有增添什么。惟独那个涂得五彩缤纷的大蜂房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的蜂箱散落在果树之间的草地上。我在这片开阔自由的绿色场地上走来走去，注视着主楼前的扇叶棕榈树，注视着缠绕在一棵杨树上的野葡萄，注视着大片蔓生在一棵鹅耳枥那光滑的树皮上的花体字母。许多字母向上通往一座侧楼大门的台阶（“到了晚上，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那里”）。我事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种植园、这样的完美之地就曾经应该是我的寄宿学校。我攀葡萄山而上——这时，脚跟上的泥土变得越来越厚重了——，觉得需要一再弯下身去，用手抓进泥土里，收集起来，随身带走一些。保存，保存，再保存！在这包含着碎煤块的灰岩山里，我挖出碎煤块来。而且今天，也就是过了二十五年之后，我依然用它们在白纸上画起一道道歪歪斜斜的笔画：你们现在才有用武之地了。

小教堂坐落在山丘的一块岩顶上。山下的农业学校如此完好无损——一个个树冠伴随着一片橄榄林的闪烁，灰色的瓦屋顶格外醒目，像一种神秘的文字——，这块小小的圣地是如此荒芜不堪。看样子，仿佛我走进了出现在我那些噩梦中没有屋顶、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祭坛石被打碎了；壁画让那些抢占山头的人涂改上了他们的名字（惟独还留下了对圣像柱蓝的想像）。地面上，在十字架下殉难的耶稣的雕像被埋在瓦砾和碎木片里，倒卧在那里，身首分离了，铁丝网取代了荆冠。入口的门槛被树根撕裂了。我并非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一个年轻人站到我身旁，两臂交叉在胸前。然后，我听到他只是一个劲地深呼吸。后来还有一队人走进去，看样子，像一群集体出游的人。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他们都拐向小教堂，叉开两腿列队站在前面。这片废墟博得了他们彻头彻尾不理解的目光，而这位祈祷者又招来了他们同样怀疑的目光。随后继续走去，这目光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呆滞的冷笑，与其说是嘲讽，倒不如说是诧异和窘迫。这时，我才从永恒的梦境里被拖出来，我获得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历史图像，无论如何是此时此刻这个地方的图像。在这里，我并不是不要历史，而是要的另一个。我觉得，这个独一无二的凝神的人就是它的化身，就是它的人民，昂首挺立，意识清醒，容光焕发，聚精会神，坚定不移，不可征服，天真单纯，拥有权利。

然后，在外边正墙上，我找到了哥哥的名字。他以无比优雅的字体，用大写字母把名字刻在灰泥面上，那样高，想必他此时是站在墙脚上刻上去的：GREGOR KOBAL（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事发生在他离开学校回到敌视他的祖国的前一天。在这个祖国里，等待他的不是一个心上人，而是那种陌生的语言和那场战争，被小伙子们看成是对手。可在这里，经过这些年，他成了小伙子们的朋友。宁静包围了我。草丛里响起下雨的沙沙声，那是蜻蜓的一对翅膀发出的。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下面城墙里，站在德拉瓦河大桥上。这条河在东边距我出生的村庄不到百十公里的地方成了另一条河。在家乡，它沉陷于特罗格峡谷里，掩藏在茂密的野生植物下面，河岸几乎难以到达，流水几乎无声无息。而到了马堡这里，便又露出自己的身影了，成了这片平原上远近可以看见的、闪闪发光的动脉，快速地流去，时而一个个的沙湾已经预示着黑海离得不远了。用哥哥的眼睛来看，我觉得它具有王者的风范，就像插满了无数的信号旗一样。那碧波荡漾的水面重现了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犹如一个个车厢从平行的火车桥上投下的阴影图像，重现了那个隐秘的帝国的盲窗。那些战前的筏子又顺流漂去，一个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