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仪式的红绸还没褪色，推土机就进场了。

一百二十公顷的土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从空中俯瞰，它像一块被遗忘在克瓦勒区边缘的补丁，东边是当地村民世代耕种的小块农田，西边是灌木丛生的荒地，北边有一条旱季断流的季节河，南边紧挨着通往达市的老旧公路。

李朴站在那片刚翻过的红土上，脚下是新挖的排水沟，沟壁还带着推土机履带碾压过的痕迹。旱季最后一个月，土地硬得像水泥，但推土机不在乎。它们咆哮着、颤抖着，把六年的等待一寸一寸碾进泥土里。

王北舟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卷施工图纸，图纸边缘已经被汗浸软了。

“朴哥，打井的队明天到。说是从莫罗戈罗请的，有二十年经验。”他顿了顿，“但人家要先付一半定金。”

李朴点头：“付。”

“还有，玉米种子的供应商涨价了，说是今年肯尼亚干旱，进口成本涨了百分之十五。”

“换本地种子。”李朴说，“跟坦桑农业研究所的合作协议签了吗？”

“签了，但他们的脱毒苗要等到下个雨季才能批量供应。”

“那就先种常规品种。”李朴转身往回走，“种下去比等苗强。”

王北舟在图纸上飞快地记着，忽然想起什么：“朴哥，范戴克那边又发邮件了，问咱们进度，还问需不需要他们帮忙联系设备供应商。”

李朴脚步顿了顿。

范戴克的邮件从不只是问候。每一封都带着某种隐形的催促——你们拿了两百万美元，该干活了。

“回他，一切顺利。设备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王北舟点点头，没再多问。

他学会了。

三个月生产线没白蹲。

真正的一地鸡毛，从第二周开始。

打井队进场第三天，钻头卡在三十米深的岩层里，拔不出来。带队的师傅是个老坦桑，蹲在井口抽了半包烟，最后承认：这片地底下有花岗岩层，得换设备。

换设备意味着加钱，加钱意味着重新审批预算。王北舟拿着那张加急打印的报价单，站在李朴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三分钟才敲门。

李朴看了一眼数字，没说话，在单子上签了字。

“换。”

第二件事，是玉米种子。

本地种子的发芽率比预期低了百分之十五。种植区第一期的五十公顷，播下去两周，地里稀稀拉拉，东一撮西一撮，像瘌痢头上的毛发。

负责种植的本地工头叫姆博韦，四十多岁，种了一辈子玉米，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他蹲在地头，捏着那些发不了芽的种子，脸色比地里的土还难看。

“老板，这不对。我种了二十五年玉米，没见过这种子。”他把种子举到李朴面前，“你看，胚芽是黑的，坏的。卖种子的骗了我们。”

李朴接过种子，仔细看了看。确实，那些本该饱满的胚芽部位，隐隐透出灰黑色。

他拨通了供应商的电话。

供应商是达市一家老牌农资公司，合作过三年，从没出过问题。电话那头的人很客气，但态度坚定：“李先生，我们的种子都是正规渠道进口，有检验报告。您说的发芽率问题，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种植方法有问题。”

李朴没争辩。他只是说：“我让人把种子样品送过去，你们自己看。”

挂了电话，他转向姆博韦：

“这批地，能补种吗？”

姆博韦摇头：“来不及了。雨季就剩两个月，现在补种，收成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李朴沉默了几秒。

“那就改种木薯。”他说，“木薯耐旱，雨季尾巴种下去也能活。”

姆博韦愣住了。

木薯？在这片规划里本该种玉米的地里，种木薯？

但李朴已经走远了。

王北舟追上去，小跑着问：“朴哥，木薯和玉米的轮作周期不一样，咱们的循环模型……”

“模型是死的，地是活的。”李朴没停步，“木薯淀粉也能做饲料，鱼塘和鸡都能吃。玉米明年再种。”

王北舟闭上嘴。

他又学会了一课：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变化不能阻止前进。

玉米改木薯的消息传出去，周边村里议论纷纷。

有人说李老板不懂种地，瞎指挥；有人说种子商欺负外国人，故意卖坏种子；还有人说，这是报应，谁让那个中国经理搞大了女工的肚子，现在土地生气了。

玛丽大婶听了最后一个版本，气得摔了手里的玉米棒子。她当天下午就跑到那几个嚼舌根的女人家门口，用斯瓦希里语骂了整整半小时，从“你们知不知道李老板给村里修了小学”一直骂到“你们儿子娶媳妇的钱是从哪来的”，骂得那几个女人灰溜溜地关了门。

晚上，她拎着一篮新摘的芒果，到海边小洋房来看李桐和小鱼。

李桐正抱着孩子喂奶，见她进来，笑着招呼：“玛丽大婶，坐。”

玛丽把芒果放在桌上，没坐，站在婴儿床边，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很久。

“姆瓦纳姆库布瓦。”她轻声说，斯瓦希里语里“大孩子”的意思，是长辈对新生儿的爱称。

婴儿醒了，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她。

玛丽大婶伸出粗糙的手指，极其轻柔地碰了碰婴儿的脚心。婴儿的小脚丫立刻缩了一下，然后蹬开，像是在抗议。

玛丽大婶笑了，笑出眼泪。

“她健康。”她对李桐说，“她的脚有力气，以后能跑很远。”

李桐看着她脸上的泪痕，没问为什么哭。

她知道，玛丽大婶想起了自己夭折的三个孩子，想起那些没能活过第一个雨季的小小生命。

“大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