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亲自等结果？”

李朴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轻轻握住她的手。

“想。”他说，“比什么都想。”

他看着窗外。西安的早晨阳光明媚，和达市的暴雨形成两个世界。

“但那边等不了。二十年的暴雨，堵了的水渠，愤怒的村民……每拖一天，都可能变成更大的事。”

李桐没说话。她只是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小鱼。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

“你去吧。爸这边，有我。”

李朴把她们母女一起搂进怀里。

小鱼被挤得不舒服，哼了一声，小脚乱蹬。

李朴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爸爸很快回来。”

下午，李朴去医院看父亲。

李爸刚做完最后一次检查，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看见儿子进来，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咋这时候来了？小鱼呢？”

“在家，桐桐带着。”李朴在床边坐下，“爸，我有事跟你说。”

李爸看着他，没说话。

“达市那边出事了。暴雨，冲了工地，还堵了村民的水渠。我得回去处理。”

李爸的眼睛微微睁大。

“活检结果还没出来……”

“我知道。但那边等不了。”李朴顿了顿，“桐桐在这边等。结果出来，她第一时间告诉我。”

李爸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笑了。

那笑容里，有理解，有不舍，还有一种李朴从未见过的、复杂的骄傲。

“去吧。”李爸说，“我没事。”

“爸……”

“我真没事。”李爸打断他，“你爸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个活检，能把我咋样？”

他伸出手，拍了拍李朴的手背。那手背上的皮肤松弛了，青筋凸起，但拍下来的力道还很重。

“你去忙你的。那边几百号人指着你吃饭呢。这边有我，有你妈，有桐桐，有小鱼。”他顿了顿，“等你回来，咱们再好好喝一顿。”

李朴握紧父亲的手。

“爸，等我回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李朴坐上了从西安飞往广州的飞机，然后从广州转机，飞向达累斯萨拉姆。

十四个小时后，他走出朱利叶斯·尼雷尔机场，热带的空气像一堵墙扑面而来。

王北舟在出口等他。三天不见，这小子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血丝。

“朴哥。”他迎上来，接过行李箱，“路上顺利吗？”

李朴点头：“情况怎么样？”

王北舟一边走一边汇报：

“村民那边，暂时稳住了。玛丽大婶出面谈了两天，他们同意等您回来。水渠堵了大概五十米，我已经找人估了价，修复大概要三百万先令。鱼塘那一段防渗层，要重新铺，大概一周能修好。暴雨停了，但气象局说后面还有。”

李朴拉开车门，坐进那辆老皮卡。

“先去村里。”

“现在？”

“现在。”

车子驶出达市，沿着熟悉的土路开往克瓦勒区。

窗外的世界和几天前没什么不同——芒果树依然绿着，小贩依然在路边叫卖，孩子们依然在尘土中奔跑。但李朴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错过了父亲的活检等待，赶回了五千公里外的另一场等待。

车子停在村口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斜。

村口的大榕树下，坐着十几个村民。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抱着孩子，看见车子停下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李朴下车，走向他们。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旧汗衫，光着脚，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他是村长。

“李先生。”他用斯瓦希里语说，语气不冷不热，“你回来了。”

李朴在他面前站定，也用斯瓦希里语说：

“回来了。对不起，让您和乡亲们等了三天。”

村长没说话。

李朴继续说：“水渠的事，我听说了。我们的错，我们负责。修渠要多少钱，我们出。耽误浇地，该赔多少，我们赔。”

村长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在坦桑，他见过太多出了事就跑的外国投资者。而这个中国人，不仅没跑，还从万里之外飞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村里认错。

“李先生，”村长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愿意等三天吗？”

李朴摇头。

村长指了指人群中一个矮胖的妇女——玛丽大婶。

“因为她说，这个中国人不一样。她说他六年前来的时候，只有一只破箱子，现在他养活了四百个坦桑家庭。她说，给他三天时间，他会回来。”

村长顿了顿。

“你回来了。”

李朴看着人群中的玛丽大婶。她站在那儿，脸上挂着平静的笑，仿佛这一切只是理所当然。

他转向村长，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您相信我。”

村长摆摆手：“别说这些了。先看看水渠吧。”

水渠堵得很严重。

暴雨把山坡上的泥土冲下来，在渠道最窄的一段堆成了一道两米多长的土坝。上游的水流不过去，漫过渠道，淹了旁边的一块玉米地。玉米秆泡在水里，已经开始发黄。

李朴站在渠边，看了很久。

村长站在他旁边，不说话。

“这块地是谁家的？”李朴问。

村长指了指人群里一个年轻女人。她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站在人群边缘，低着头。

李朴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

“对不起。”他用斯瓦希里语说，“我们的错，我们负责。您的玉米损失了多少，我们赔。”

年轻女人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说话。

玛丽大婶走过来，用土话和她说了一阵。她终于开口，声音很低：

“我不是想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