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早晨，和达市完全不同。

没有刺眼的阳光，没有潮湿的热浪，没有混杂着香料和柴油的空气。

十一月的荷兰，天空低垂，灰白的云层像一床厚棉被压在城市上空。运河的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两岸十七世纪的山形墙建筑。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穿着厚大衣的人们裹着围巾匆匆而过。

李朴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店里，准备去给欧洲的投资人讲他在非洲的故事。

手机震了一下。李桐发来视频请求。

他接通，屏幕上出现女儿的脸。

小鱼趴在床上，正努力往前爬。说是爬，其实更像是在原地蠕动——小肚子贴着床面，四肢乱蹬，往前挪了不到两厘米，然后累得趴下喘气。

李桐的声音从画外传来：“她今天学会往前拱了。虽然进度很慢，但方向是对的。”

李朴笑了。

“告诉她，爸爸也在往前拱。”

李桐把手机凑近小鱼。小鱼盯着屏幕里的他，看了几秒，然后伸出小手，啪地拍在屏幕上，像是想抓住那个模糊的人影。

“她认得你。”李桐说。

“真的？”

“真的。每次看到你的照片，她就这样，伸手去抓。”

李朴看着屏幕里那张认真的小脸，心里涌起一阵暖流，又夹杂着一丝酸涩。

“我很快回去。”他说。

“不急。办完事再回来。”李桐顿了顿，“范戴克说这次峰会很重要，你好好表现。”

挂了视频，李朴站在窗前，看着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发呆。

他知道这次峰会很重要。

上午九点，峰会正式开始。

会场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座古老的建筑里——据说是十七世纪的东印度公司仓库，后来改成了会议中心。高耸的穹顶，巨大的落地窗，厚重的橡木长桌，处处透着一股老钱的味道。

李朴进场时，里面已经坐了三四十人。

男人居多，年纪大多在五十岁以上，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袖口露出精致的袖扣。女人也有，但少一些，同样穿着考究，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天然的从容。

范戴克在门口等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李先生，你的环节在下午两点。上午先听听别人怎么讲。”他压低声音，“今天来的都是欧洲农业投资圈的核心人物。那个靠窗坐的秃顶老头，是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基金的主管。他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女人，是欧盟农业委员会的高级顾问。后排那个穿格子西装的大胡子，是英国最大的有机农场主。”

李朴扫了一眼，默默记下。

范戴克领他到座位上，然后离开了。

李朴坐下，旁边的座位空着。前面几排已经坐满了人，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翻看资料，有人闭目养神。

九点十五分，会议正式开始。

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西装笔挺，ppt精美。他讲的是“欧洲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数据翔实，案例丰富，逻辑严密。台下的人频频点头，偶尔有人提问，都是专业而尖锐的问题。

李朴听着，心里默默对比。

德国人的ppt里，全是精准农业、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分析。他的产业园里，连稳定的电力都是奢侈品。

不是一个世界。

第二个上台的，是一个法国女人，讲的是“可持续农业的融资模式”。她口才很好，英语流利，偶尔夹杂几句法语，显得优雅而专业。她的ppt里，全是欧洲顶级投资机构的案例，动辄几千万欧元。

李朴听着，又默默对比。

法国女人说的融资，是几千万欧元起步。他的融资，是两百万美元，还被Afdb审查了三个月。

还不是一个世界。

但他没有气馁。

他只是在心里默默想：你们讲的是欧洲的农业，我讲的是非洲的农业。欧洲的农业是用机器种出来的，非洲的农业是用手种出来的。

不一样，但都重要。

中午是自助餐。

李朴端着盘子，站在角落里，一边吃着不知名的荷兰奶酪，一边观察着会场里的人。

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端着酒杯低声交谈，偶尔爆发出一阵礼貌的笑声。话题从农业政策到气候变化，从投资回报到地缘政治，每个人都游刃有余，像鱼在水里一样自在。

李朴没有凑过去。

不是不敢，是不知道说什么。他们聊的那些话题，他大部分听得懂，但插不上嘴。他的人生经验，和这群欧洲精英完全不一样。

他在非洲的经验，在阿姆斯特丹的餐桌上，似乎派不上用场。

但就在他准备默默吃完走人时，有人在他旁边开口了。

“你是下午那个从坦桑来的？”

李朴转头。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和周围那些西装革履的人格格不入。

“是。我叫李朴。”

那人伸出手：“麦克格雷戈。咱们在内罗毕见过。”

李朴愣了一下，随即想起来——内罗毕峰会，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澳洲老头。

“麦克格雷戈先生，您也来了？”

老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这种会，我每年都来。”

李朴忍不住笑了。

老头指了指不远处那群西装革履的人：“你知道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李朴摇头。

“他们以为农业是坐在办公室里算出来的。”老头咬了一口奶酪，含糊不清地说，“但他们从来没在地里蹲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