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技术团队抵达那天，达市下了一场暴雨。

不是雨季那种缠绵的细雨，是真正的、能把人浇透的暴雨。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响声如鼓，从凌晨四点一直下到上午八点，然后在车队抵达产业园门口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阳光从裂开的云层中倾泻下来，把湿漉漉的红土晒得热气蒸腾。

李朴站在门口，看着那辆白色越野车缓缓驶来，心里忽然想起萨利姆说过的话——“万物都有它的时间”。

这场雨，像是专门为迎接他们而下。

车门打开，第一个下来的是萨拉·约翰逊，那个金发蓝眼、说话简洁的项目官员。她今天穿了一身卡其色户外装，脚上是沾了泥点的徒步鞋，完全不像办公室里的银行家，倒像来非洲探险的地质学家。

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男性，穿着深蓝色poLo衫，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他叫奥凯洛，乌干达人，盖茨基金会的资深农业专家，据说在非洲农业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

第三个下车的，是一个年轻白人女性，二十七八岁，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提着一台便携式打印机大小的设备箱。她是艾米丽，财务审计专员，刚从哈佛肯尼迪学院毕业，这是她第一次来非洲。

最后一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坦桑本地人，四十岁左右，穿着旧衬衫，背着双肩包。萨拉介绍他叫姆温伊，是社会影响评估专员，专门负责访谈农户。

“李先生，又见面了。”萨拉伸出手，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但那微笑里多了一丝温度，“这次我们要待三天，可能会很打扰。”

李朴握住她的手：“欢迎打扰。”

考察从上午九点正式开始。

奥凯洛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他不像范德法特那样问东问西，也不像那些走马观花的官员一样只看表面。他只是看，看得很慢，很仔细。

在木薯地边，他蹲下来，用手挖开一株根部的土，看了看根系发育情况，然后站起来，问姆博韦：

“这是你种的？”

姆博韦被这个陌生的黑人问得有点紧张，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是，先生。”

“种了多少年？”

“三十多年了，先生。”

奥凯洛点点头，又问：“以前种过这么好的木薯吗？”

姆博韦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没有。以前种子不好，收成差。”

奥凯洛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温和。

“现在种子好了，收成好了，你高兴吗？”

姆博韦想了想，说：“高兴。但不是因为收成好。”

“那是因为什么？”

姆博韦指了指远处的李朴：“因为那个人。他来了，种子好了，收成好了，我女儿看病也有钱。他救了她的命。”

奥凯洛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站起身，拍拍姆博韦的肩膀，什么也没说，继续往前走。

李朴跟在他后面，心里忽然有些紧张。

他不知道奥凯洛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但他知道，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中午，萨拉提出要和农户单独聊聊。

这是盖茨基金会的标准流程——不要陪同，不要翻译，让农户自己选地方，自己选方式。

李朴同意了。

姆温伊带着萨拉，去了村里三户签约农户家。一户是玛丽大婶，一户是村长家，还有一户是姆博韦家。

李朴留在产业园，陪奥凯洛和艾米丽吃午饭。

午饭是玛丽大婶提前准备的——乌咖喱、炖鸡、炸香蕉、木薯叶做的菜，全是本地家常。奥凯洛吃得很香，用手抓着，一口一口，吃相和本地人没什么两样。

艾米丽有点不习惯。她拿着叉子，小心翼翼地挑着乌咖喱，脸上表情复杂。

李朴看着她，想起自己六年前第一次吃乌咖喱的样子——那时候他也这样，看着那一坨白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不知该从何下口。

“慢慢就习惯了。”他用英语说。

艾米丽抬头看他，有点不好意思。

“李先生，您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吗？”

李朴点头：“比你还惨。我第一口差点吐了。”

艾米丽笑了，那笑容让她看起来没那么严肃了。

奥凯洛在旁边说：“我第一次吃乌咖喱，是在乌干达的农村。那时候我在做博士论文，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们每天给我吃这个，我吃了三个月，后来回国，想得不行。”

他放下手，看着李朴。

“李先生，你知道吗，农户看一个人，不是看他穿什么、说什么，是看他吃不吃他们的饭。你肯吃，他们就当你自己人。”

李朴没说话。

但他知道，这话是真的。

下午三点，萨拉和姆温伊回来了。

他们的表情看不出好坏，只是平淡地汇报：访谈结束了，资料都录了，明天上午再来。

李朴送他们到车上，萨拉忽然回过头，压低声音说：

“李先生，玛丽大婶夸了你很多。姆博韦也夸了你。但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

李朴看着她。

“有个农户说，你们发种子的时候，数不太对。她签了合同，领了五公斤种子，但实际种下去，只够四公斤的地。她没敢说，怕得罪你们。”

李朴的心微微一紧。

种子数不对？

“哪一户？”

萨拉摇头：“我不能说。但你可以自己查。”

车门关上，越野车缓缓驶离。

李朴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土路尽头，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不安。

种子数不对。

五公斤的种子，只够四公斤的地。

这意味着什么？

晚上，李朴把这件事告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