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在小隔间里，我觉得好了很多，格雷格太体贴了，我可以从小隔间门下面的空隙看到他的脚，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里保护着我。我听到欢呼声，疼痛就会席卷全身，我忍不住地颤抖哭泣，格雷格问我是否还好。

我说：“还没好。”然后慢慢做了个深呼吸。

我注意内在那些部分，她们做了这么多才引起我的注意，已经快疯了。我们觉得不安全，那些男人闻上去像是喝了酒，我们不能相信你，你说过你会保护我们的，你根本不听我们说什么。我感觉很糟糕，我已经失去了某些部分的信任。

“好吧，我明白了。”我用格雷格听不见的音量道，“没事的，我已经长大了，格雷格会保护我们的，是不是？”

没人能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保护我们，我们必须离开。

“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我们不关心这个。

“好吧，我们离开这里。”我这么说之后，马上停止了颤抖，疼痛也减轻了，并且可以正常呼吸了。

我筋疲力尽地打开隔间的门，格雷格担忧地看着我。我很同情他，我应该是吓到他了，他很努力地在帮我。

“我想离开这里，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人太多了是吗？”

我哭泣道：“对不起，我实在做不到，格雷格。”

“没关系的，跟爸爸在家里一起看球也会很开心。”我们回到家时正好是第四节比赛的时间。

我不断学习倾听内在的那些部分，如果她们的恐惧在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或许我就可以去看比赛了。我可以在感到恐惧之前就告诉她们现在是哪一年，让她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带到什么地方被迫卖淫。我也可以把这些恐惧告诉格雷格，他能帮我观察那些不安全的环境，这些可以让年幼的部分确定她们是安全的。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各个部分让我疼痛，以此来引起我注意的事依然时有发生。这时，我要学着坚持到什么程度、谈判到什么程度、妥协到什么程度，我总是在自己的目的和存在的各个部分之间寻找平衡，尽量增加自己的活动能力，我依然为可以自由做任何事的愿望挣扎着。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事，这时我会觉得完全没有了希望，我会忘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

但我还是进步了很多，尽管我还是不喜欢拥挤的人群，但我能与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去参加集市。我很喜欢集市，在去之前，我会把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部分会产生的恐惧提前做处理，我喜欢去集市，我喜欢坐在围栏后面吃着猪排，看着许多美洲鸵和小鸡，这实在是一种享受。

14

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儿时的经历是1996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做治疗，但是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很坚强，并且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用了好久去理解我家人的所作所为。

在公众面前演讲是因为维罗妮卡的关系，那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聊天，在闲聊一会后，她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好多了，谢谢。”

“奥尔加，你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可以聘用你时，我抓住了那次机会，是因为你正在做的事，你想要被治愈。我希望你可以坚强地与人分享你从暴力中得救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愿意从一个从中解脱出来的人的角度来分享经验吗？”

“真的吗？”

“是的，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也这么想。”

“你可以来参加在圣路易斯的一个会议吗？是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家庭的，你可不可以去谈谈你的经验？”

我又想了一会儿：“可以，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些。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坐飞机，坐飞机有点儿恐怖。”

“你想好能否坐飞机后，就告诉我。不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监督我们参与的关于儿童虐待的补助金项目。”

“好的，我会的。”我很高兴可以为这样的项目做点儿什么，维罗妮卡看上去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或许我能让一些事情变得不同。维罗妮卡微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那里想着维罗妮卡的话：人们真的在意我的想法吗？他们会在意我说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律师，不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愿意让陌生人知道我患有DID吗？或许我们可以只谈谈虐待的事，而不是去谈内心的各个部分。最后我决定：我们只分享曾经遭遇的虐待，不去说内在的各个部分。

第二天，我坐在萨默医生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很想告诉他我的新任务。他把茶递给我，我告诉他：“维罗妮卡希望我来管理我们补助的儿童虐待项目，她觉得我可以给这些项目提供办公室其他人给不了的东西。”我停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认真地啜着他的茶，他关注到了我做的事，他的表情看上去更严肃，他稍微睁大眼睛，额头上的皱纹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可以觉察到，他看上去并没有很关心这些。

“这听上去很好，奥尔加。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你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让你从中得救的。”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的话。“她想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一个会议，做一个演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去。”

“我发现你有些犹豫，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人们会愿意听一个律师讲儿童虐待的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在意我怎么想吗？我不是你，萨默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