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创伤和DID如何产生，如何分辨创伤的信号，如何与患有DID的人更有效地工作。例如，某些人会用平淡的声线诉说暴力强奸，在被袭击后的分裂状态下，行为也很正常。警察和举报人应该明白，即便受害人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些反应，但是犯罪还是有可能发生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演讲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我用幻灯片展示我从小到现在的照片：参加研讨会，站在讲台上讲自己的故事，与凯西（Casey）一起在农场生活，我热爱我的生活。

离家时，我都会很想念凯西。她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她聪明、机智、体贴、有同情心，还很可爱，几年来，她教会了我怎么做一个好伴侣。我的某些部分出来时，她并不害怕，只是指出我的变化，我现在甚至能更好地辨认我的各个不同部分了。

几年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见面，而是远程沟通。在不停的电话交流中，我发现她善良并且富有同情心，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自己在没有见过这个美好的女人之前，就已经爱上她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我去参加明尼苏达的会议，我比预期的时间要迟了一点儿，培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有点儿慌张。大家进入会场，工作人员在核对表格，其他人在打理培训前的细节事情……这一切太忙乱了。这时，凯西走出来介绍她自己，看到她的时候，我很震惊，就像电影中陈词滥调的场景，两个主角互相注视着，天地旋转，在混乱之中，她身上却散发着平静的气息。

我想起了格拉谢拉夫人的眼睛和她充满慈爱的灵魂，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之前在许多人眼中看到过慈爱，但那天我看着凯西的眼睛，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追寻的东西。我终于找到她了。在婚姻结束的10年以后，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爱上一个女人而感到惊讶。在我独自生活的这些岁月中，我发现我从12岁开始就对女人更有兴趣。尽管在我的家庭中和文化中，女同性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在明尼苏达的这次会议中，我大多数时间都与凯西在一起，但也不想表现得太明显。回到家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缺了些什么，很快我就决定搬去明尼苏达。几年来，我一直想要离开华盛顿。华盛顿总是交通堵塞，生活成本也很高，但是却总是没有合适的契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已经计划搬去美国中西部很久了，那里的人更和蔼可亲，生活节奏也更舒缓。

我喜欢圣保罗这个地方，我喜欢住在离凯西很近的地方，这样能时常见到她。很久以后，我才告诉她，我很害怕她离开，我怕从此失去联系。我想做她的朋友，我们分享后发现对彼此有着同样的感受。不久后，我们买了一个小农场并且重新进行翻修，我们建造了有机浆果园和蔬菜草药园，我们制作香皂，养蜜蜂，还养了一群鸡。在米拉索尔农场，我们做起以农场为基础的小生意，卖制作的有机香皂和乳液。我们还养了三只狗和两只猫。这里平静优美，有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搬到明尼苏达不久，母亲打电话过来说她很想我。1994年，在我治疗最艰难的时候，我写信给哥哥们和母亲，告诉他们我治疗的过程并且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努力解释这个过程，并推荐几个心理治疗师帮他们了解DID，还给他们一个书单。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将就此失去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快要12年之后，母亲打电话过来，她没有提到那封信或我的治疗，但我还是很感激她伸出了手，我有点儿犹豫又有点儿激动，想到是否可以在成年后与母亲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6个月的时间，我们重新建立联系，我去她那里拜访，也时常通电话，她为我的成就和工作感到骄傲，认为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在这期间，我给她买了新的相机并且给她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并时常存钱进去。我没有太多思考或者计划，只是很急迫地想去做这些事。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我46岁生日的那天，她留口信给我祝我生日快乐，我很激动，她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我哭了起来，几年了，从未如此痛哭过。我打电话回去给她时，她告诉我她的电脑坏了，没钱买新的，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已经出手援助她许多次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上网给她买了最顶配的笔记本电脑，这才是她打电话来的目的，她道谢后挂断了电话，我哭泣着去找凯西。不久后，我关闭了那个银行账户，告诉母亲不要再找我要钱或者礼物。现在我与母亲的感情已经很淡了，这依然让我很痛苦，她偶尔还是会寄给我她无法支付的账单，我会告诉她，我爱她，但不会帮她付账了。麦克处理她的财务，我会建议母亲去找他。

我依然没有处理好那个不由自主地就不相信别人的部分，就像我和大卫曾经那样。有时候我很难去相信凯西和其他朋友，甚至是萨默医生，我一生都在为此挣扎。

在来到美国中西部之前，我与萨默医生停止咨询好几年了。很久之后，我们才又发现我新的部分，我也好久都没有体验过惊恐发作和疼痛了，我以为我内在的所有部分都被接受并且得以整合，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是完整的自己了。但是与凯西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却很不如意，好像预示着什么事情要发生。我们与两位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没有考虑过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