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发现第三护卫群进入东海的时候，杨禹方就建议进行空中打击。

　　只是，当时的几个特殊因素让腾耀辉否决了他的提议。

　　一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意图不明，如果集中力量打击第三护卫群，而联合舰队又杀入东海，必然会对舰队决战造成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如果第三护卫群担任佯攻，日本空中自卫队就能用少量战斗机牵制住中国空军的多数战斗机，然后在主攻方向上，也就是联合舰队这边集中优势兵力。为了在舰队决战中取胜，肯定有必要保留航空兵主力，而不是浪费在次要战场上。

　　二是第三护卫群进入东海后，“海龙”号没有跟上去，而白天的太阳黑子爆严重影响了预警机的作战使用，所以当时并不清楚第三护卫群的具体行踪，在天黑后起飞的电子侦察机也没能截获第三护卫群发出的信号。因为东海整体上北宽南窄，如果第三护卫群靠着冲绳群岛南下，预警机必须前出到离本土五百公里处，才能监视整片海域，而在这里极易遭到日本战斗机拦截。

　　最后，也有腾耀辉的一点私人想法，即第三护卫群靠近后，要么让周渝生指挥的潜艇去收获战果，要么让第二舰队转向迎战。在舰队与潜艇参战之后，再出动航空兵，夺取局部制空权。

　　事实上，当时商定的结果也是如此。

　　即在确定了第三护卫群的行踪之后，由航空兵夺取局部制空权，驱逐伴随第三护卫群活动的反潜巡逻机，让潜艇出击。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空军的作战压力。

　　按照这套作战计划，在六月二日凌晨一点之前，只有周渝生调整了潜艇部署，扩大了钓鱼岛北面的潜艇巡逻区域，把陪伴东海舰队作战的那艘093级攻击核潜艇派上去，充当对付第三护卫群的主力。

　　当时，杨禹方把重点放在了联合舰队上。

　　凌晨一点左右，也就是在收到“海龙”号报告后大约四个小时，随着当晚的第四次战术侦察情报到手，腾耀辉改变了战术安排。

　　牧浩洋的判断没有错，担任佯攻的不是第三护卫群，而是联合舰队。

　　到这个时候，联合舰队不但没有加速，反而调整了航线，没再奔向钓鱼岛，而是在冲绳西面大约一百公里处转向北上。

　　即便只是战术转向，比如发现中国空军的战术侦察机之后，故意转向麻痹对手，联合舰队也不可能在第三护卫群之前到达。

　　当然，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第三护卫群仍然以三十节的速度冲向钓鱼岛。

　　只要证明了这一点，就能肯定牧浩洋的判断准确无误。

　　更重要的是，能够由此推断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目的。要知道，此时东海舰队已经越过了钓鱼岛。如果第三护卫群没有调整航线，那么其袭击对象就不是东海舰队，而是后面的第二舰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为什么要袭击第二舰队？

　　腾耀辉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让杨禹方安排侦察机，尽快确定第三护卫群有没有像牧浩洋判断的那样，直接杀向钓鱼岛。

　　当然，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杨禹方肯定得考虑到其他情况。

　　侦察机起飞后，海航的两架KJ-200也紧急出动，在空军提供的八架J-20的陪伴下向东海腹地飞去。

　　因为KJ-200的巡航速度不到七百公里，所以不用急着派遣制空战斗机。

　　考虑到，Mig-31是纯粹的战术侦察机，只配备了航空照相机，原配的火控雷达早就被拆掉了。即便没有拆掉，这种用来拦截高空高速轰炸机的雷达也不具备对海搜索能力，在侦察中派不上用场。

　　杨禹方随后又派出了四架J-11C，用来扩大战术侦察范围。

　　不管怎么说，J-11C的速度比KJ-200快得多，而且在使用火控雷达时，能够搜索前方一百二十度区域内、二百五十公里范围内的海域。如果第三护卫群以防空编队航行，探测距离还能增加几十公里。

　　更重要的是，J-11C在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的时候，能够全程超音速飞行。

　　使用117S发动机后，J-11C在携带两具大型副油箱与一具航空侦察吊舱的时候，起飞推重比超过一。在用掉了副油箱里的全部燃料、抛掉副油箱之后，J-11C能以一点三马赫的速度巡航飞行。如果有必要，可以用内部油箱里的燃油以两马赫的速度飞行一千一百公里左右。

　　对于侦察半径大概为八百公里左右的任务来说，基本上可以确保全程超音速飞行。

　　这样一来，J-11C能在四十五分钟之后发回确切情报。KJ-200起飞之后，需要一个小时到达战区，还要十五分钟进行搜索。

　　在高强度交战中，半个小时的意义非常重大。

　　只是，在此之前，杨禹方就收到了KJ-200发来的消息。

　　虽然是战术预警机，但是KJ-200采用的是Y-8-900的机体，比E-2D大得多，不但有更多的指挥控制台，还能额外搭载一些电子设备，比如专门用来搜集无线电信号的被动探测系统。

　　首先起飞的那架KJ-200爬升到一万米的巡航高度后，没有立即启动雷达。

　　随即，这架预警机就截获了E-3G的雷达信号。

　　从理论上讲，只要两架飞机飞得足够高，电子侦察机能在相当于预警机探测距离两倍的地方截获预警机发出的雷达信号。

　　因为预警机飞得不是足够高，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