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是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他是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的，用句广告词来说，杨广这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抱着“不走寻常路”的念头——所以，杨广很“疯”。

可能有人要反驳我，说不对啊，东汉光武帝，这么一个稳健的皇帝，他不也定都洛阳吗？怎么能说定都洛阳就代表“疯”呢？同志们，光武帝定都洛阳，是跟他的创业历程分不开的。刘秀发家，是因为得到了河北豪族的支持，他的势力范围，是在关东。而当时的长安呢？长安先后为绿林军和赤眉军所占领，而与其相倚靠的陇蜀又是刘秀竞争对手隗嚣和公孙述的地盘，因此，长安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在刘秀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呢，刘秀考虑定都洛阳，完全是从势力范围的角度考量的，这跟后世明成祖朱棣迁都燕京的考量是一样的。

刘秀定都洛阳，带有一些被动性，然而，杨广不一样，他是考虑迁都洛阳，是有主动性的——所以，杨广很“疯”。

杨广之所以“疯”，因为他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

从晋王到太子，杨广在苛刻的杨坚眼皮底下生活了35年，他装得很辛苦。在隋文帝时期，最幸福的是百姓，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历史上都罕见的好皇帝；但是，最痛苦的莫过于皇子们，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历史上都罕见的苛刻的父亲。因为杨坚的苛刻，杨勇从太子贬为了庶人，杨俊抑郁而终，杨秀惨遭幽禁，而杨广，他以极端的克制坚持了下来，他压抑得太久了，所以，当闸门打开时，他的压抑就变成了疯狂。

大家能够理解杨广这种心态吗？反正我是可以理解的。

大概很多人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在求学期间，念初中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上一个好的高中，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们玩命学习，每天拼到凌晨，成天跟那些早就熟识了几百遍的习题较劲，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殚精竭虑，用最大的热忱去关注自己的班内排名、年级排名，我们在拼命压抑自己，集中精力于某一件事。

但是，当高考尘埃落定，我们上了大学，发现这里没有月考，没有硬性的自习课，每堂课换不同的教室，大部分老师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期末考试只需要半个月一周的时间冲刺一下就能过，我们还会像从前那样玩命吗？

不可能了对不对？我们开始学着逃课，只要老师敢不点名，我们就敢不上课，我们每天不到凌晨不睡觉，不到中午不起床，我们开始放纵自己，过最糜烂的生活，而且，疯狂的享受它。

当我们踏入社会，开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大部分人过起朝九晚五的生活，我们最怀念的是什么时光呢？相信我，大部分人会选择大学时光。为什么？因为这段时光我们的压力最小，我们活得最轻松，我们最无忧无虑。

所以，这就是人性。当我们压抑了太久，我们过了太久我们不想过但不得不过的生活，一旦离开这个牢笼，我们就会变得疯狂，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

当然，杨广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他的这个阶段似乎并不允许他那么疯狂。

言归正传。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迁都而已。如果洛阳的都城完好无损，杨广只是搬个家，那么，虚荣也就虚荣了，随他去，反正对老百姓没有影响；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隋炀帝即位这年，也就是仁寿四年的十一月，杨广曾经去视察了洛阳，结果是什么场景呢？用杨广诏书里的话说：“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就是说，洛阳旧城，太破败了，根本不能住人，而且旧城原址已经不能再用了，如果要迁都，第一步，是要建都，要从一片空旷中建成一个新都。

关于营建东都，杨广在诏书里是这么要求的：

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杨广说的好不好？说的很好，好极了。杨广说了，你们别给我折腾，俭素一点，能住人就成，不要因为建都而骚扰百姓。杨广还说了一句经典名言，足以作为历代皇帝的座右铭：“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也就是说，皇帝是干啥的？皇帝是天下的治理者，而不是天下的拥有者。这话说的很好，哪怕到了现在，把主语换一下，皇帝换成现代政府，也一样合适。

但是呢，咱都知道，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听其言很重要，但观其行更重要。漂亮话谁都会讲，从古至今的皇帝，再烂的皇帝，也能讲两句人话，但是，能在说人话的同时干人事，那就没几个了。

中国历史上的百姓痛苦在哪？就痛苦在这了。统治集团的言语都是很光鲜的，皇恩都是浩荡的，政策都是仁义的，但是，真落实到实处，才发现全不是什么那么回事。无怪乎元曲里有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听其言观其行，听杨广的言，我们必须说，好皇帝，为人民着想，比他老爸也不差哪去，但是，要观杨广的行，隋朝百姓就只能苦笑而已了。

杨广是怎么弄的呢？《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

“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